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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众多文本中，几乎都设置了一种道德与经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对立和紧张。
在《分享艰难》中，由于流氓企业家洪塔山是镇里的经济支柱，孔太平尽管厌恶他，却只能违心地逢迎他。
当洪塔山的客户因嫖娼被派出所拘留时，孔太平不得不出面求情。
更有甚者，自己的表妹田毛毛为洪塔山所辱，他也只能将洪暴打一顿了事。
拿孔太平的话来说：“洪塔山是有不少毛病，可是现在是经济效益决定一切，养殖场离了他就玩不转，同样镇里离了养殖场也就运转不灵。”
经济上的贫困和老百姓的温饱是最大的艰难，为了分享艰难，孔太平就不能惩治洪塔山，否则经济就要垮台。
道德与经济竟成了如此水火不容的两个极端，这是荒谬又沉重的一个悖论。
同样的，在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篇》和《年底》等作品中，也突出了这种道德与经济的尖锐对立。
在整体的写作理念上，“现实主义冲击波”
遵循的是一种类型化的道德主义思路。
在思考如何解决道德与经济力量的对立时，诸多文本不约而同地诉诸道德力量的觉醒：或诉诸对吕建国、孔太平一类的正面人物内心分裂的痛苦的渲染，或诉诸“分享艰难”
式的良心复苏。
甚至流氓企业家洪塔山在文本的结尾也有良心发现，卖车捐钱，也为厂里分担了一份艰难。
《大厂》中的齐志远、魏东久本是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国家干部，整天忙于搞女人、谋私利，但在关键时刻同样为厂里、为群众出力。
作者的原意是要表现出人性的复杂，但是一味地强调这种所谓的性格二重性，似乎又陷入了某种新形式的类型化和公式化。
小说在这样处理的时候，实际上恰恰弱化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回避了社会矛盾的本质，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道德化了。
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病态症结如权钱交易等，并没有在更深的层次上加以理性的反思，只是简单地强调道德感化的力量。
这种道德主义的思路使得“现实主义冲击波”
文本的思考大都停留在现象罗列的层次上，缺乏对体制问题的进一步深层理性反思。
第二，叙事立场的暧昧不明。
“现实主义冲击波”
不乏直面现实的勇气，但却始终缺乏一个确定的叙事立场，游离在民间话语、主流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之间，使“现实主义冲击波”
的叙事主体在知识分子、体制人员和个人等多重身份之间不断游移，形成了叙事身份的断裂和混沌不明。
其作家大都“把小说定位在普通读者的层面上”
，认为“作家在心灵感觉上，应该是平常人”
，公开宣称“我是有些放弃所谓知识分子的立场，而站在普通人甚至农民本位的立场发出一种让人刺耳的声音”
。
[7]这种转变本来是一种逃离时代公共话语的策略，它力图将视线从人性中神性的一面转向凡俗性的一面，站在民间性的叙事立场来描述当下社会的种种生存状态。
但是一味地高呼“读者万岁”
，只做“负责显示”
的“解剖刀”
，不愿做“解决和疗治”
的“手术刀”
，[8]结果却身不由己地堕入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和民间立场的泥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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