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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二年岁在壬戌，属狗。
中国人历来相信属相与命运有一种内在的对应，例如男女结亲，要看属相是不是相克，虎羊配是断然不行的，龙虎配也不好，就是鸡狗配也不大妥当，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这些当然都是小事，至多也不过影响一对姻缘而已。
要是到了帝王那里就不一样了，朕即国家，再小的事，在那里也会变成国家意志而搅动天下苍生。
宋徽宗赵佶属狗，便把天下的狗视为同类，曾下令全国禁止屠狗。
但估计这种禁令只限于皇上的本命年这一年，或者是每年的天宁节，也就是皇上过生日的这一天。
要是长期执行的话，不仅要断了多少小民的生计，就连鲁智深醉打山门时怀里也不会揣着一条熟狗腿了。
今年又逢狗年，天下的狗屠却用不着再忌讳什么了，因为徽宗皇帝已经死在北国荒原。
作为狗年的标志，还没到元宵节，大街小巷已抢先挂满了各种以狗为造型的灯彩。
如果说元旦大朝会是年节这台大戏的开幕式，那么元宵灯节就是闭幕式；如果说开幕式是庄严刻板的宫廷礼仪，那么闭幕式就是庶民百姓的倾情狂欢。
宫廷礼仪的排场再大，毕竟只在大内一隅，只有庶民百姓的狂欢才是整个城市的盛会。
万人空巷也好，踵事增华也好，那些只是表象，在所有的缛丽喧阗背后，不光有这座城市不甘平庸的心，还有一种告别演出的意味。
元宵一过，年节就算结束了，一切又将回归原来的轨道，流年似水，庸常碌碌，生活就像磨道一样周而复始。
闭幕式不管多么辉煌炫目，结局总是个曲终人散。
因此，虽然是欢乐，骨子里却带着无可奈何的留恋。
又唯其如此，元宵的声色都是走向极致的，甚至是走向嚣张、走向回光返照的。
那是干金散去后的最后一次盛宴，也是今宵有酒今宵醉的意思，有如京剧舞台上那垓下舞剑的虞姬和马上琵琶的昭君，格外地风情万种明艳照人。
那么官家呢？官家的感受当然不会等同于庶民百姓，他看重的还是元宵的仪式感，或者说是一次秀场。
所有的仪式都是秀场，而年节一头一尾的两次秀场其实是互为映衬的。
大朝会宣示的是森严的等级和皇权的高高在上，而元宵灯节则通过与民同乐体现了帝王的亲和平易。
正是前一次仪式给后一次仪式做好了铺垫，因为越是位高权重，走下来一步才越发显得难能可贵。
就如同我们常说某某要人平易近人，这个某某要人首先必须不是“人”
，他和“人”
是既不平等也不应该亲近的。
也就是说他首先得有这个资格：要人；然后他貌似平等地走近了你，你才会受宠若惊。
试问，谁曾恭维过一个乡野老农或城市清洁工平易近人的？他们不具备这个资格。
特殊情境下的平易近人实际上指向了一种常态下的不平等和不近人情。
当年在东京，每年的元宵灯节都要在宣德门外挂起“宣和与民同乐”
的六字金牌。
对于皇上来说，这是主动放低了姿态，他当然有足够的资格这样做；对于民众来说，这是被破格抬高身份。
有了这种钦定的破格，他们才可以走近皇城，隐隐约约地听到宣德楼上透过珠帘彩幕泄漏出来的些许嬉笑，或挤在御街两边等待銮驾翠华摇摇地经过时一瞻天颜，那样的荣幸，是足够他们长久地回味且津津乐道的。
在官家看来，元宵灯节的与民同乐其实算不上什么要务，那是每年都有的虚应故事，所有的活动自有修内司的近臣和御前司的禁军去安排，官家只要到时候像明星一样出一下场就行了，根本用不着操心的。
这些日子里，他想得最多的还是今年的施政如何开局，怎样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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