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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
[15]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一边是共和党人由衷地为法国大革命感到高兴，并喋喋不休地提及那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战斗过的法国军官对他们的恩情；一边是这些军官成为革命暴力的受害者。
现在身为美国驻法公使的古维内尔·莫里斯在国王被处决之后告诉汉密尔顿：“真是巧了，相当比例的在美国服役过的法国军官，要么在初期被推向了革命的对立面，要么后期自发地感到不得不放弃革命。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现在处在被监禁的状态，财产也被充公了。”
[16]随着君主制度的倒塌，拉法耶特侯爵也被指控为卖国贼。
他逃亡比利时，被奥地利人抓捕。
在随后的五年间，他辗转于不同的监狱之间。
由于常年的禁闭，最后他脸色苍白，虚弱无力，连头发也几乎掉光了。
拉法耶特的亲人在恐怖时期的遭遇更为残酷。
他妻子的姐姐、母亲和祖母都被处死了，并被丢在同一个墓穴里。
其他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也不得不屈从于革命狂热的**威之下：罗尚博伯爵被囚禁在监狱里，海军总司令德斯坦被斩首。
如果说共和党人对这些事件视而不见的话，那么联邦党人亲英的倾向则擦亮了他们的眼睛。
早在1792年3月，杰斐逊在他的“名言集”
中抱怨华盛顿“对法国大革命缺乏信心……我记得，在我得到国王逃跑又被抓住的消息后，我首先在会议上告诉了他。
我这辈子从未见过他在某件事上如此沮丧不安”
。
[17]华盛顿确实憎恶法国发生的血腥杀戮，因而这加深了他和杰斐逊之间的裂隙。
约翰·亚当斯对法国发生的事情非常有先见之明，并为许多美国人对“那个反复无常、天马行空、激动狂热的民族所作所为的无知、盲目和热情”
感到懊恼。
[18]他警告：“丹东、罗伯斯庇尔和马拉都是性情暴烈之人。
祸根已经在法国种下，他日将一发不可收拾。”
[19]
没有人比汉密尔顿在法国革命的问题上发表更多具有前瞻性的言语了。
汉密尔顿后来告诉拉法耶特，君主制的暂时消灭和9月大屠杀“浇灭了我对法国大革命的美好期盼”
。
[20]汉密尔顿拒绝宽恕巴黎的屠戮，反对“为了达到革命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
汉密尔顿认为革命不应该一夜之间斩断与过去的联系，或者彻底废弃原有的法律、秩序和传统。
“争取自由的斗争就其本身而言是崇高的，”
他说，“当与高尚、正义和人道联系起来时，它应该尊重每一位朋友，把它当作人。
但是如果被犯罪和肆无忌惮所玷污，那它就失去了人们的尊重。”
[21]美国独立战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是“这个国家自由、自然、深思熟虑后的行为”
，并且本着“正义和人道的精神”
。
[22]事实上，美国独立战争是写在羊皮纸上的革命，是通过文件、请愿以及其他法律形式定义的。
真正让汉密尔顿绝望的不只是法国背叛了革命的希望，还有美国的革命辩护者把“玷污人类历史的最残酷、最血腥、最暴虐的事态”
正当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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