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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波士顿的国会议员哈里斯·格雷·奥蒂斯非常尖锐地宣称，“考虑到在颠覆了他们自己的政府之后又扰乱了我们安宁的秩序”
，美国“不希望成群结队的野蛮的爱尔兰人以及世界其他动乱地区的人打乱我们的宁静生活”
。
[4]
联邦党人普遍遭受的另外一种痛苦是媒体轻率的不计后果的行为。
18世纪90年代，由于美国报纸的数量翻了一番还多，一些党派支持的小报专门负责人身攻击。
杰斐逊承认，对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而言，这些报纸的战略重要性是相似的。
“引擎就是媒体，”
他告诉麦迪逊，“每个人都必须在财力和智力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5]约翰·亚当斯从很早就厌恶共和党媒体中的许多人物。
1798年，年仅29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死于黄热病，亚当斯曾把贝奇说成是“心狠手辣的诽谤者”
，并说“黄热病让他停止了罪恶的一生，送他去见他祖父。
他从外祖父那里继承了对我的肮脏嫉妒和复仇怨恨”
。
[6]
由于对那些针对她丈夫公开发表的喋喋不休的文字深感痛苦，阿比盖尔·亚当斯撰写了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支持《外侨法与镇压叛乱法》。
在国会通过《镇压叛乱法》之前，她曾表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共和党人报纸进行“缺德、卑鄙、恶意的谩骂”
。
[7]她接着说，“如果换成其他国家，贝奇和他的报纸早就被查封了”
。
[8]她希望《外侨法》将会被用来驱逐麦迪逊离任之后共和党在众议院的领导人艾伯特·加勒廷。
她认为加勒廷及其杰斐逊派的同事都是“国家的卖国贼”
而已。
[9]同时，她也不相信移民，断言“应该更为谨慎地密切监管外国人”
。
[10]
当然，最令共和党的新闻记者头疼的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1798年5月21日，纽约的共和党律师威廉·凯特尔塔斯（WilliamKeteltas）对汉密尔顿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说他对养育其至青年的祖国忘恩负义。
凯特尔塔斯把他比作恺撒：“因为恺撒野心勃勃地要奴役整个罗马，布鲁图刺杀了他。
暗藏狼子野心之人对美国的威胁不次于恺撒对罗马自由的威胁，难道不是吗？”
[11]在次日的同一份报纸上，汉密尔顿做了回应，他对作者做了大胆的推测：“从他提及恺撒和布鲁图来看，他显然在暗示会有暗杀活动。”
[11]
约翰·亚当斯总是试图回避对《外侨法和镇压叛乱法》的责任，通过这些法律是他任职总统期间最大的失误。
诚然，他没有授意国会通过这项惩罚性法案，但法案在他任期内由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通过，并得到了他的默许。
在汉密尔顿去世之后，亚当斯毫无顾忌地指责他应该为这些糟糕的法案负责。
亚当斯1797年刚就职的时候，就强调，他收到了汉密尔顿建议实施针对外国人和叛乱分子的新法备忘录。
1809年，亚当斯在回忆录中添油加醋，声称实际上自己坚持了原则，拒绝了汉密尔顿的建议，“我从未举荐过相关建议，国会却采纳了这些措施，考虑到当时需要这两部法案，我便批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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