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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的说法，在许多国家，欧洲语言是非常重要的语言（“重大语”
），在社会中扮演着最为正式的角色，但在日常生活中，其他语言（往往是原住民的语言）占主导地位。
这种情况在非洲（除了北非的阿拉伯地区）很典型。
这块大陆的大部分地方并未吸引到大量欧洲定居者，因此，欧洲语言基本只在行政管理和教育领域内传播。
自20世纪50—70年代以来，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都保留了殖民时期划定的国界和语言，借以避免冲突。
欧洲语言代表了语言少数群体之间的妥协。
同样的情形在欧洲以外的地方也并不少见：在印度和菲律宾，英语扮演了中介角色；在苏里南，担此重任的是荷兰语；在东帝汶，是葡萄牙语。
多亏教育的发展，通晓欧洲语言的人在增长，尤其是种族混杂多于乡村的城市地区。
这种趋势最明显的地方包括说葡萄牙语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以及说荷兰语的苏里南。
第四，还有一些国家，昔日的殖民语言如今退居次要地位，或是因为缺失殖民语言而显得很扎眼。
这种情况常见于亚洲，除了俄罗斯和一些苏联时期的加盟共和国之外，在亚洲永久定居的欧洲人相对较少。
可即便是在这里，殖民主义也常常通过中央集权的政府改变语言版图，让一种原住民语言获得官方地位和广泛使用。
在越南，法语的地位微不足道，普遍使用的是越南语；菲律宾跟西班牙语分道扬镳，但他加禄语（Tagalog）已经扩散到所有的岛屿；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语蓬勃发展，如今只有历史学家和律师为理解昔日文献学习荷兰语。
英语在前英属殖民地的地位更为稳固，但这主要是由于它如今是世界经济的语言。
缅甸受英国统治的时间长达一个多世纪，但此后数十年基本没有融入世界经济，如今，英语只是学校里的一门课程，说英语并非普遍技能。
马格里布（Maghreb）是一个特例，它由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组成，法语和阿拉伯语为争夺统治地位陷入缠斗。
相较于中南半岛，这里近一个世纪以来有数十万的欧洲定居者，法语地位相对较强。
到该地区独立时（也即1956年—1962年），他们（更确切地说，是欧洲定居者的后裔们）返回欧洲，但当地精英阶层已经彻底法国化了。
公元1500年的两种小语言
500年前，葡萄牙语和荷兰语都只有小国家里有限的人口使用。
葡萄牙和荷兰共和国相继建立了殖民帝国。
在此过程中，葡萄牙语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并在今天继续传播，而荷兰语几乎从未传播。
何以如此呢？
简要地说，答案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说葡萄牙语的人远远多于说荷兰语的人。
事后看来，语言长期传播的最佳机会是对美洲（不包括加勒比地区）的早期殖民，以及后来对非洲的争夺。
而葡萄牙恰恰把大部分的殖民心血集中在了这些地方，派遣水手去探险，派遣士兵去占领，派遣商人去剥削，派遣大量的定居者去占领和转移人口。
16世纪初，葡萄牙建立了巴西殖民地，并成功地抵挡了入侵者，之后通过大规模人口转移增加了人口：到18世纪末，近13的葡萄牙人移居巴西，以及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间，因为宗主国的贫穷，又出现了另一波庞大的移民潮。
在非洲，葡萄牙人顽固地保留了自己在海岸线上的奴隶堡垒，哪怕已经赚不到钱。
这使得他们在19世纪末参与了对非洲的争夺，并在新领土上扎了根。
荷兰不是这样。
它急急忙忙地在美洲开拓殖民地并定居，但没过多久，就把自己的北美领土割让给了英国，南美领土割让给了葡萄牙。
由于17—18世纪荷兰经济繁荣，它未能向自己的殖民地输送大群移民。
和葡萄牙一样，它在非洲也有奴隶堡垒，可等到没钱可赚的时候，荷兰把它们卖给了英国。
等到欧洲开始瓜分非洲，荷兰已经失去了逐鹿的资格。
比利时（比利时曾被并入荷兰，后独立）的确攫取了大量战利品，但它使用的是法语。
19—20世纪，大量讲荷兰语的人移居海外，其主要目的地是（前）英国殖民地，并成为第一批不光学习英语，还放弃了自己传统语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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