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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据语言群体分析国家人口时，我们可以将语言的分布情况分为6种，如下面的饼状图所示。
1和4：在第一种和最后一种类型里，语言冲突的风险很低。
第一组包括孟加拉国、沙特阿拉伯、朝鲜、韩国和加勒比的大部分岛国，这些国家最大的语言由本国90%以上人口使用，少数族裔语言（除了新来的外来人口，除非这些外来者是征服者，或占据压倒性的多数，否则一般不会让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改用另一种官方语言）小到几近于无。
在有着第四种语言图景的国家，哪怕是最大的语言，也只有不到40%的本国人口使用。
它们包括不少非洲国家，还有菲律宾、瓦努阿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
任何一支少数派别都不太可能长期垄断权力，因为这会诱使其他族裔联合起来反抗。
大多数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沟通的难题，是选择一种前殖民宗主国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来加以解决的（见本书“第12名斯瓦希里语”
中的“重大语”
）。
坦桑尼亚是一个罕见的特例，它只赋予了土生土长的斯瓦希里语这一地位。
不过，对中间的几种语言图景，事情就没这么清晰了。
2a：大语种一目了然，少数语种规模不小。
在这里，紧张局势加剧和失控的风险往往很大。
斯里兰卡就是一个例子，当地的泰米尔少数民族被人口占多数的僧伽罗人征服，导致了长达25年的内战。
同样，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数十年来遭受了严重的文化压迫，并做出了暴力的回应。
在萨达姆·侯赛因（SaddamHussein）统治时期，伊拉克的库尔德人遭受了类似甚至更为糟糕的命运，尽管现行宪法中，库尔德语是跟阿拉伯语并列的官方语言。
塞浦路斯（从土耳其分离之前）境内讲土耳其语的人、北非马格里布诸国讲柏柏尔语的人，以及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境内讲俄语的人所受到的待遇，也挑起了冲突。
就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的例子而言，在实行了70年强制性的俄罗斯化之后，很容易理解大多数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但一些公民生来就使用父母教的语言，让他们为此受到折磨，真的有什么正义可言吗？
严格地说，印度不属于这一组，因为它的大语种印地语也只由全国少数人口使用，此外还有无数种更小的语言，应该属于3b组。
但它34的人口说的是某一种印度-雅利安语言（它们大部分是近亲），还有15的人说达罗毗荼语的一种。
这样一来，印度的局面可以说符合“大语种一目了然，少数语种规模不小”
的总结。
总的说来，印度政府根据少数民族的要求，维持了英语的官方地位，并根据不同的语言对各邦进行了重组，成功地拆除了乱局的导火索。
2b：大语种一目了然，并有若干小语种。
这一类的国家在维持和平方面前景较好。
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把持最高的统治地位，尽管原住民解放运动在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等国家大声疾呼要求得到官方承认（并在玻利维亚取得成功），但语言只是社会冲突中一个次要的断层线。
在越南，说越南语的大多数人不曾向使用小语种的多个少数族裔做出任何让步，而且所有这些少数族裔的人口都相对较少，对当前局面只有着最低限度的不满。
在其他一些国家，若干而非全部的少数族裔的区域语言权得到了满足。
在俄罗斯，各地区总共有35种少数民族语言，其中两个民族，鞑靼人和车臣人，曾发生过严重冲突。
在西班牙，经历了非民主政府的长期语言压迫，到20世纪70年代末，加泰罗尼亚语、加利西亚语和巴斯克语终于获得了广泛的区域权利。
即便如此，该国还是出现了狂热的独立运动，巴斯克地区出现了数十年的流血事件，而目前，加泰罗尼亚地区也陷入政治瘫痪。
文化身份存在强烈反差的少数民族（如车臣人），以及拥有强大经济地位的少数民族（加泰罗尼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或是同时处在这两种状态下的少数民族（巴斯克人），似乎最可能发起反抗。
规模也很重要：鞑靼语较之俄语，就像是汪洋大海里的一片小小漩涡，但就绝对使用人数而言，他们跟加泰罗尼亚人处在同一规模。
3a：两个大语种。
国家人口由两个规模大致相同的群体构成，听上去似乎像是注定要发生大乱，但实际情况并不一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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