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谯周明哲保身，邓艾功高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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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在这个时刻，以如此仓促的方式灭亡，当然主要是因为邓艾发动千里奇袭，出人意料地兵逼成都；可与此同时，谯周以三寸不烂之舌反复谏降，最终说服刘禅，显然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之一。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谯周传》中说了这么一句话：“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
刘氏一族能免除灾祸，蜀国臣民能得以保全，都是出于谯周的谋划。
言下之意，仿佛谯周立下了什么名垂青史的不世之功。
当然，如果站在魏国和晋朝的角度，谯周的确“居功至伟”
，但如果站在蜀汉的立场上，结论恐怕就不该是这个样子了。
而陈寿之所以如此推崇谯周，原因很简单：
其一，他是谯周的同乡（都是巴西郡人）兼得意门生；
其二，谯周和陈寿师生二人，后来双双成了魏国和西晋的臣子——谯周因谏降之功被司马昭封为阳城亭侯，迁骑都尉，后来在晋朝官至散骑常侍；陈寿也在魏、晋历任著作郎、长广太守、治书侍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职。
居于魏、晋的政治立场，陈寿当然要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谯周劝降刘禅之举给予高度肯定了。
然而到了后世，历代史家对谯周的批判却不绝于耳。
比如稍后的东晋史家孙盛，便对此评论道：“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
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矣！”
按照春秋的大义，国君与社稷共存亡，卿大夫与职守共存亡，何况刘禅已是天子（比春秋的国君规格更高），岂可受辱于人？谯周劝国君苟且偷安，忘却礼义，贪图利益，希望获得微不足道的荣宠，糊涂啊！
在孙盛看来，当时邓艾虽已兵逼成都，但蜀汉未必不可一战。
因为那时，还有蜀将罗宪“以重兵据白帝”
，另一大将霍弋“以强卒镇夜郎”
，何况“蜀土险狭，山水峻隔”
，不利于邓艾的步兵展开行动。
若蜀汉君臣乘船南下江州，一边向南中征兵，一边向东吴求援，加上还有姜维、廖化等人率领的蜀军精锐，怎么会走投无路？又何必担心一定会灭亡呢？
所以，孙盛的结论就是：“禅既暗主，周实驽臣。”
刘禅固然是一位庸懦之主，但谯周也确实是个无能之臣。
孙盛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
当时，姜维利用剑阁天险成功抵挡了钟会大军，只有邓艾一支孤军深入巴蜀腹地，若刘禅坚持抵抗，召集四方勤王之师，完全有机会将邓艾“瓮中捉鳖”
。
可见，彼时的形势绝非谯周所描述的那么不堪。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也曾在《读通鉴论》中怒斥谯周，说：
“国尚可存，君尚立乎其位，为异说以解散人心，而后终之以降，处心积虑，唯恐刘宗之不灭，憯矣哉！
读周《仇国论》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
……周塞目箝口，未闻一谠言之献，徒过责姜维，以饵愚民、媚阉宦，为司马昭先驱以下蜀，国亡主辱，己乃全其利禄；非取悦于民也，取悦于魏也，周之罪通于天矣！”
王夫之身为一辈子不肯剃发的“有明遗臣”
，痛心于明朝覆亡、山河易主，对历史上著名的“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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