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谯周自然是深恶痛绝。
所以，他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立场和情绪，对谯周的批判稍显过火（如骂他“罪通于天”
），这一点是毋庸讳言的。
不过，他从《仇国论》这一角度分析谯周，却不失为切中肯綮的评价。
在历史上，谯周是以痛批姜维的《仇国论》出名的。
如果说，谯周骂姜维是出于公心，是替国家和社稷着想，那么居于同样的立场，他难道不更应该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祸乱朝政的黄皓吗？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他敢于长篇大论声讨姜维，却从无只言片语斥责黄皓。
究其原因，恐怕就在于，反对北伐能够讨好大部分苟且偷安的益州士民（饵愚民），而批判姜维又能在无形中巴结权宦黄皓（媚阉宦）。
如此一举两得之事，谯周何乐而不为呢？
退一步说，即便谯周并无谄媚阉宦之心，但不敢对权宦发难，分明就是在明哲保身。
而这样的明哲保身之人，先是振振有词地反对北伐，后又大义凛然地谏降刘禅，其背后的动机能有几分公心呢？究其实，恐怕出于自身利益（以及益州士族利益）的成分还更多一些。
用今天的话说，这其实就是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
。
由此可见，虽然谯周最后谏降刘禅之举，客观上的确保全了刘氏一族和蜀汉百姓，令战火得以平息、生民免遭涂炭，但正如王夫之所言，他这么做，与其说是“取悦于民”
，不如说是“取悦于魏”
。
毕竟事后，谯周得到了司马昭封赏的“亭侯”
之爵，这可是他在蜀汉干了大半辈子都未曾有过的荣宠。
因此，王夫之骂他以“国亡主辱”
换取自身的“利禄”
，并没有骂错。
除了学者，历代也有不少文人对谯周颇为不屑。
如唐代诗人罗隐就有诗云：“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大意是：刘备和诸葛亮奋斗终生打下的千里河山，最后却被刘禅轻易抛却了；就此而言，蜀汉的两朝文武（也代指能文能武的两朝元老诸葛亮），都应该痛恨谯周。
另外，清代诗人袁枚也曾写诗讥讽谯周，说：“将军被刺方豪日，丞相身寒未暮年。
惟有谯周老难死，白头抽笔写降笺。”
费祎不幸遇刺时，正值壮年；诸葛亮北伐身死时，也尚未暮年。
只有谯周活到六十几岁了还不死，白发满头还要忙着写降表……
得知刘禅已向邓艾投降，其五子北地王刘谌悲愤莫名，对刘禅说：“若真到了势穷力屈、大祸临头的地步，就应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为社稷而死，再到地下去见先帝，为何要投降？！”
可刘禅根本不听。
刘谌万念俱灰，当天，入太庙祭拜了刘备之后，先杀了自己的妻儿，然后就自杀了。
虽然在今天看来，刘谌这么做对妻儿很不公平——凭什么以一己信念去剥夺妻儿的生存权？但若以古代的价值观来评价古人，这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气节。
是故，历代史家皆对此交口称颂。
如毛宗岗就说：“刘禅虽懦，幸有北地王之能死，为汉朝生色。”
清代的《通鉴辑览》亦称：“北地王慷慨捐躯，凛凛有生气。”
即批判刘禅的昏庸懦弱，赞叹刘谌的临死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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