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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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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一代为吾国与外族接触繁多，而甚有光荣之时期。
近数十年来考古及异国文籍之发见移译能补正唐代有关诸外族之史事者颇多，固非此篇之所能详，亦非此篇之所欲论也。
兹所欲论者只二端：一曰外族盛衰之连环性，二曰外患与内政之关系，兹分别言之于下：
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时当唐室对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
盖中国与其所接触诸外族之盛衰兴废，常为多数外族间之连环性，而非中国与某甲外族间之单独性也。
《新唐书》二一五上《四夷传总序》略云：
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
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以南蛮，记唐所繇亡云。
宋子京作《唐书·四夷传》，其叙述次第一以盛衰先后，二迹用兵之轻重，三记唐所由亡。
兹篇论述则依其所以更互盛衰之迹，列为次序，欲借以阐发其间之连环性。
至唐亡由于南诏，乃属于外患与内政关系之范围，俟于篇末论之，兹先不涉及也。
又，唐代武功可称为吾民族空前盛业，然详究其所以与某甲外族竞争，卒致胜利之原因，实不仅由于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国武力攻取之道，而为之先导者也。
国人治史者于发扬赞美先民之功业时，往往忽略此点，是既有违学术探求真实之旨，且非史家陈述覆辙，以供鉴诫之意，故本篇于某外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国胜利之本末，必特为标出之，以期近真实而供鉴诫，兼见其有以异乎夸诬之宣传文字也。
《通典》一九七《边防典》“突厥”
条上（参《新唐书》二一五上《突厥传》、《唐会要》九四“北突厥”
条）云：
及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陵中夏。
迎萧皇后，置于定襄。
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
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
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
《旧唐书》六七《李靖传》（参考《新唐书》二一五上《突厥传》、《贞观政要》二《任贤篇》、《大唐新语》七《容恕篇》）云：
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
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
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
寅恪案：隋末中国北部群雄并起，悉奉突厥为大君，李渊一人岂能例外？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载唐初事最为实录，而其纪刘文静往突厥求援之本末，尚于高祖称臣一节隐讳不书。
逮颉利败亡已后，太宗失喜之余，史臣传录当时语言，始泄露此役之真相。
然则隋末唐初之际，亚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华夏也。
但唐太宗仅于十年之后，能以屈辱破残之中国一举而覆灭突厥者，固由唐室君臣之发奋自强，遂得臻此，实亦突厥本身之腐败及回纥之兴起二端有以致之也。
兹略引史文，以证明之于下。
《通典》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上条（参考《旧唐书》一九四上、《新唐书》二一五上《突厥传》，《唐会要》九四北突厥条等）云：
贞观元年，阴山以北薛廷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皆相率叛之，击走其欲谷设。
颉利遣突利讨之，师又败绩，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突利由是怨憾，内欲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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