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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土相代:安禄山起兵的政治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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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蹊跷的是这一次对德运所承大张旗鼓的变更,为何在不久之后,又被视为“易姓之符,汉祖入关之应”
,成为安史起兵时号召天下的符应。
笔者以为欲索解其中的谜团,需将崔昌上书、杨国忠对李林甫的攻讦、安史以为四星聚尾作为易姓之符的政治宣传这三件事放在一起考虑,这一连串政治事件的发生,都与如何来理解四星聚这一天象变化背后的政治蕴意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天象变化的具体内容及时间,史料所记并不一致。
两唐书《天文志》未载四星聚一事,《新唐书·天文志》则另记有:天宝九载八月,五星聚于尾、箕,荧惑先至而又先去。
尾、箕,燕分也。
占曰:“有德则庆,无德则殃。”
[58]两者显系一事,惟系时于八月,在具体星象描述上亦有四星聚与五星聚的差别。
因此,我们首先试图确定这次四(五)星聚的天象记录能否被现代天文学计算所证实,进而判断哪一种记载更契合实际的天象状况。
江晓原、钮卫星曾作推算:此次天象当发生于天宝九载八月庚申,结束于九月乙未,约持续三十五天时间。
[59]但江晓原、钮卫星的计算对五星聚持较为宽泛的定义,将五星聚于60度内皆视为五星聚,黄一农则认为二十八宿中范围最大的井宿,其黄道广度亦不过大约30度,以30度之内作为推算五星聚的条件是较为稳妥的。
[60]若此,此次天象在天宝九载八月庚申发生时,五星相距约59度,但其中惟水星距离其他四星较远,金、火、木、土四星则分布在约26度的范围内,至九月乙未天象结束时,五星之间的距离更近,分布在约33度的范围内,特别是除水星外的金、木、土、火四星紧密地分布在赤道经度242度至253度的区间内,恰好与尾宿的位置颇为接近(图一)。
[61]因此,四星聚尾这一天象无疑是确实出现过的,甚至人们出于某种政治上的需要,略作夸大,将其宣传为五星会聚亦无不可。
另一方面,古人对五星聚或四星聚之间的不同意义区分得并不十分清楚,《宋书·天文志》已云:五星聚有不易行者,四星聚有以易行者。
[62]严复墓志又云:“公见四星聚尾,乃阴诫其子今御史大夫、冯翊郡王庄曰:此帝王易姓之符,汉祖入关之应,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天事恒象,尔其志之。”
志文将此次四星聚的天象比拟为汉高祖入关之应。
而高祖入关,五星聚于东井,为受命之符,是世人熟知的典故,此方墓志的撰者赵骅是当时著名文士,当不至于混淆。
若此,则是五星聚还是四星聚在时人眼中似乎区别不大,皆可视为天下大乱、易代革命的先兆。
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星占之术,往往与现实的政治斗争有密切的关联,天象记载往往也因政治需要而被删改、附会。
如西汉丞相翟方进因荧惑守心这一天象异变而被逼自尽,但根据黄一农的推算,当时根本未曾发生过这一天象变化,此事乃出于政敌的伪造,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63],唐代类似的案例亦不罕见。
[64]如果以较为严格的标准来检验古代关于“荧惑守心”
“五星会聚”
这两种最重要的天象变化,也可以发现其中大多数的记载并不可靠。
[65]与其认为古人关心天象变化本身,还不如说更在意天人感应模式下投射在世间的政治纷争,因此天象记载本身的精确性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时人如何理解、诠释、应对天象的变化。
[66]关于四(五)星聚这一天象对世间政治的意义,《宋书·天文志》提供了详尽而明晰的解释:
《星传》曰:“四星若合,是谓太阳,其国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流。
五星若合,是谓易行。
有德受庆,改立王者,奄有四方;无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
今案遗文所存,五星聚者有三:周汉以王齐以霸,周将伐殷,五星聚房。
齐桓将霸,五星聚箕。
汉高入秦,五星聚东井。
齐则永终侯伯,卒无更纪之事。
是则五星聚有不易行者矣。
四星聚者有九:汉光武、晋元帝并中兴,而魏、宋并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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