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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则四星聚有以易行者矣。
昔汉平帝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张，各五日。
柳、张，三河分。
后有王莽、赤眉之乱，而光武兴复于洛。
晋怀帝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后有刘聪、石勒之乱，而元皇兴复扬土。
汉献帝初平元年，四星聚心，又聚箕、尾。
心，豫州分。
后有董卓、李傕暴乱，黄巾、黑山炽扰，而魏武迎帝都许，遂以兖、豫定，是其应也。
一曰：“心为天王，大兵升殿，天下大乱之兆也。”
韩馥以为尾箕燕兴之祥，故奉幽州牧刘虞，虞既距之，又寻灭亡，固已非矣。
尾为燕，又为吴，此非公孙度，则孙权也。
度偏据僻陋，然亦郊祀备物，皆为改汉矣。
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又聚。
二十五年而魏文受禅，此为四星三聚而易行矣。
蜀臣亦引后聚为刘备之应。
案太元十九年、义熙三年九月，四星各一聚，而宋有天下，与魏同也。
[67]
据《宋书·天文志》所引《星传》之说，无论是四星聚还是五星聚都是王朝革命的重要预兆，如周武伐殷、五星聚房；汉高入关、五星聚东井；四星三聚而曹魏受禅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例子。
唐代官方编定的《开元占经》引《海中占》亦云：“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天子，乃奄有四方，子孙蕃昌。
无德受罚，离其国家，减其宗庙，百姓离去满四方。”
[68]由此可知，《新唐书·天文志》所引“有德则庆，无德则殃”
一占，便是这一占词同源文字的节略。
[69]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所谓的“有德受庆”
，也是与改立天子联系在一起的，绝非当朝天子的吉兆[70]，对此唐人有清晰的认识。
唐咸通中，金、水、土、火四星聚于毕、昴，太史奏：“毕、昴，赵、魏之分，其下将有王者。”
懿宗乃诏令镇州王景崇被衮冕摄朝三日，遣臣下备仪注、军府称臣以厌之。
[71]
这一四星聚毕、昴的天象异动，在半个世纪后作为后唐李存勖承受天命、即位于邺的符应而被载入史册，这当然是出于后人的附会。
但唐懿宗的乖张应对，无疑证明四星或五星聚对于当朝天子而言是需要攘除的灾异，而非吉兆。
因此无论是有德还是无德，“五星若合，是谓易行”
，无疑是王朝革命的重要征兆，这也是安史起兵以此为号召的缘由所在。
[72]尽管《宋书·天文志》云“五星聚有不易行者，四星聚有以易行者”
，提出五星聚未必一定是易代之兆，但即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之符，亦意味着皇权失驭，霸者迭兴，四星聚则至少预示着兵丧并起的大乱之象。
因此，这一重大天象变化的出现，无论是四星聚还是五星聚，无疑都是对玄宗本人权力正当性的重大挑战。
天象异动带来的危机直接推动了改制。
根据以上考述，或许可以对整个事件的演进过程做一更大胆的推测。
天宝九载八月，在司天台官员报告五（四）星聚的天象发生之后，如何应对、攘除这一对当朝皇帝合法性构成重要挑战的天象异动，便成了玄宗、李林甫所需面对的一件棘手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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