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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尚书笺注：《杨炯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87页），则王勃曾整理补缀王通之遗著。
另《新唐书》卷二〇一《王勃传》云其从长安曹元习推步之术（第5740页），两者结合，或成为《大唐千岁历》学说的来源。
[14]《旧唐书》卷一九〇《王勃传》，第5006页。
[15]《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四，第27页。
笔者颇疑所谓“未为当时所许”
一语，乃是封演基于中唐人的后见之明所做的按断，或由于是说先后为武周及安史所利用，故在中唐以后不复盛行。
[16]汪文学：《“唐承汉统”
说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141～145页；刘浦江：《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见《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第21～25页。
[17]《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第89页；《唐大诏令集》卷四《改元载初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9页。
[18]《新唐书》卷九一《李嗣真传》，第3797页。
按《新唐书》卷二〇一《王勃传》后附记李嗣真“请以周、汉为二王后”
事，暗示其受王勃学说的影响，但此条系《新唐书》所增，具体依据不明。
据新旧《唐书·李嗣真传》，李嗣真亦颇谙谶纬之学。
另吕博《唐代德运之争与正统问题——以“二王三恪”
为线索》一文对改制的背景有所讨论（《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23～126页）；夏婧则据柳怀素墓志发现永昌初改立二王三恪时，因去古已远，竟欲以柳姓为周后（《柳怀素墓志所见武周改立“二王三恪”
史事考》，《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第73～89页）。
[19]《通典》卷七四，第2029～2030页。
[20]至武后晚年，圣历二年改以隋、唐为二王后，但具体情况不详（《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第100页）。
[21]《旧唐书》卷七《中宗纪》，第139页。
[22]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讨论，参见孙正军：《二王三恪所见周唐革命》，载《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97～113页。
[23]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强调玄宗在人事特别是政治核心层与武周时代的沿袭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295页），但事实上，玄宗对于武后时代的政治遗产另有审慎去取，保持距离的一面。
[24]开元中，“有上书请以皇室为金德者，中书令萧嵩奏请集百僚详议”
（《旧唐书》卷八四《裴光庭传》，第2807页），为裴光庭所沮。
刘浦江认为主张唐为金德者，大约是受王通《中说》的影响，改魏承晋统为魏承宋统（《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见《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第15～16页）。
[25]《册府元龟》卷一七三，第2095页。
[26]《旧唐书》卷八《玄宗纪》，第192页。
[27]张说：《开元正历握乾符颂》，见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595～596页。
[28]吕博《唐代德运之争与正统问题——以“二王三恪”
为线索》一文中已指出此点，（载《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29～131页）。
[29]张说：《开元正历握乾符颂》《贺大衍历表》，《张说集校注》，第595、769页。
[30]《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第891～903页。
[31]苏颋：《大唐封东岳朝觐颂并序》，《唐文粹》卷一九下，四部丛刊本。
[32]丁俊：《李林甫研究》，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457～492页。
[33]《册府元龟》卷四，第46页。
[34]之前仅立周、隋二王后，参见《册府元龟》卷一七三，第2095页。
[35]《册府元龟》卷四，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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