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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实际王朝政治影响日减，更多地变为一种缘饰性的话语，这无疑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之一大变。
[127]事实上，唐人总体而言对德运次序已兴趣不大[128]，不过因循旧轨而已，武后、玄宗两次改承周、汉之举，与特定的政治背景与君主个人好尚有关。
因此，若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观察这一系列事件，或许也可以将此视为一个日渐失去魅力的政治文化传统的余音。
[1]关于中国古代王朝正统的建构及相关思想的争论与演变，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通论部分做了简要的勾勒（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80页）。
秦至宋之间王朝正统的形塑往往与五德终始的观念密不可分，最早系统揭示出这一问题的是顾颉刚的长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古史辨》第5册，《民国丛书》第4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第404～617页）。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间的对峙，加之国祚不长，正统次第与承续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近来学者多有讨论，参见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47～56页；吕博：《唐代德运之争与正统问题——以“二王三恪”
为线索》，载《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15～141页；刘浦江：《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见《正统与华夷：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34页。
[2]《新唐书》卷一二七《张弘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48页。
[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5～28页。
[4]黄宽重曾以伪齐将领孟邦雄墓志为例，谈及此类史料的特殊价值，参见《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墓志史料的价值与限制——以两件宋代墓志资料为例”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51～58页。
[5]冻国栋：《墓志所见唐安史乱间的“伪号”
行用及吏民心态》，见《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59～277页。
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辨析，参见本书第三章。
[6]赵君平、赵武卷：《大燕〈严希庄墓志〉三考》，载《河洛春秋》2008年第2期，第19～24页；张忱石：《〈大燕严希庄墓志〉考释》，载《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3期，第393～405页。
[7]严复墓志，拓本刊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70页。
[8]严希庄墓志对此也有简略提及，云严复“审天明象，昌言季运”
，拓本刊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751页。
[9]此事在当时影响甚大，《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封氏闻见记》等皆有记载，其中以《册府元龟》卷四及《太平御览》卷五九五引《唐书》所叙最详，当出自实录。
各书所记惟系时多有不同，《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系其事于八月辛卯，《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系于九月乙卯，《唐会要》系于六月六日。
按八月无辛卯，《资治通鉴》前或脱“九月”
二字，九月辛卯为六日，九月乙卯为三十日。
《唐会要》系此事于六月显误，然若《唐会要》系日不误，则此事或在九月六日。
[10]《册府元龟》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6页。
[11]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7页。
另见《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791页；《通典》卷五五，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546页。
颇为蹊跷的是唐初德运所承，新旧《唐书》皆阙载，据正史、实录等官方文献纂集而成的《册府元龟》卷四辑录历代帝王运历，但唐代部分自玄宗开始，原书注：臣钦若等言唐初事阙（第46页）。
尽管《旧唐书》卷八四《裴光庭传》云“国家符命久著史策”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07页），但宋人所见实录中已无这一部分，由于唐前期分别经过了武周代唐和神龙复辟两次政权更迭，不知是否累及唐初及武周两朝的相关材料遭删削。
[12]王通撰、张沛校注：《中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57页。
按王通事迹及《中说》所述多有夸大之词，参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65～575页。
因此王通是否见过隋文帝，当面提出“必绍周、汉，以土袭火”
之议，值得怀疑，但参考王勃《大唐千岁历》的论述，可知此说确为王通所主张。
[13]杨炯《王勃集序》云：“君思崇祖德，光宣奥义。
续薛氏之遗传，制诗书之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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