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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解释，一方面从客观条件而论，在战乱期间确认严复父子的死讯，消息往来传递本身就需要比平日更多的时间。
另一方面，更可能是与安史政权内部的动**有关。
严庄与安庆绪合谋暗杀安禄山一事恰好发生在圣武二年正月，安庆绪继位之后，兄事严庄，“以为御史大夫、冯翊王，事无大小，皆取决焉”
[117]，严庄个人的权势达到了顶点，而厚赠严复父子的“哀痛之诏，褒崇之典”
恰好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发布，从另一侧面凸显出严庄此时在安史政权中的显赫地位。
不无可能的是，安禄山在位时，已对严复父子进行过褒赠，但所赠的规格自然不及安庆绪。
从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论，撰于安庆绪时代的这篇志文，更需要强调今上对于严复父子优渥追赠，因而“二年春”
一句，所关注的重点是安庆绪的褒赠及严复父子的哀荣，而非景城真正陷落的时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墓志中依旧称安禄山为太上皇，严复、严希庄葬于圣武二年十月己酉，志文撰写当在之前不久，根据《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的记载，安禄山在是年正月遭安庆绪、严庄谋杀，安庆绪继位后改元载初，尊安禄山为太上皇，然后发丧。
[118]现据严复墓志透露的情况，事实上直至是年十月前后，安庆绪都还没有正式公布安禄山的死讯，依然尊其为太上皇，出自安史官方手笔的严复墓志、严希庄墓志此时仍书圣武年号，则安庆绪继位后亦未尝改元。
[119]安禄山本人一直是凝聚安史集团的核心人物，安庆绪的篡弑实际上是一次依托宫中亲佞发动的政变，其本人在燕政权中的号召力与安禄山相去甚远，并无力取得属下蕃汉军队的广泛支持，如手握重兵的史思明便是他从来无法控制的人物。
因此，为了维持帝位，安庆绪仍需乞灵于安禄山的威望，尊为太上皇而不发丧，沿用圣武年号而不改元，实际上是安庆绪袭位后稳定人心，特别是羁縻史思明的一项重要举措。
唐代士人仕宦显达之后，大都有迁居、迁葬于两京的习惯，学者一般将这一现象称为唐代士族的中央化。
[120]严庄虽然出身于唐代士大夫社会的边缘，但在战乱期间，仍选择“迁神于故乡，合袝于北邙”
[121]，不惜千里迢迢将严复夫妇、严希庄夫妇迁葬洛阳，而不是就近安葬于定居已三世的景城，无疑是对这一传统的模仿[122]，亦从侧面证明燕与唐在政治文化上的延续性。
另一方面，逝者的葬礼往往是生者社会权力的展现，优厚的褒赠、耗费巨大的迁祔、规模宏大的葬礼，无不凸显了严庄显赫的权势与地位。
至德二载（757）十月，唐军已克复长安，取得了战争的主动，对于安史政权而言，可以借助葬礼这一具有表演性的政治仪式，公开表彰为其政权牺牲的“烈士”
，凝聚叛军的人心。
另外志文中提到，“至若门风世德，积行累仁，王业之本，由臣节之忠孝，已见于中书侍郎范阳公府君神道碑矣”
，此处提及神道碑与墓志两者之间有互文的关系，过去我们在研究中更多地将墓志仅仅作为一种新史料来使用，对于埋藏在地下的墓志与竖立在墓旁的神道碑两种书写逝者生平的文献之间的关联与差异关注得不多。
一般以为墓志埋藏于地下，是一种具有私密性的文献，神道碑竖于墓侧，更具有公共性。
但已有学者指出名家撰写的墓志往往具备一定的公开性，或会通过传抄、文集等手段得到广泛流布，与一般出自亲朋好友之手私密性墓志有所不同。
[123]由于此方墓志的作者赵骅具有燕中书舍人的官方身份，表明这篇志文绝不是一篇私密性的文献，而是一篇反映安史政权意识形态的官方追悼文。
[124]可知志文并不会随着葬礼的结束而被封存于地下，而是与竖立的神道碑一样，作为一份证明安史政权合法性的政治宣传品，被广泛而刻意地传播。
历代德运之争大约可以归入两条主线，一是在分裂时期对峙的王朝之间如何竞逐正统，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各政权多贬斥对方为“岛夷”
“索虏”
便是典型的案例，稍后宋、辽、金三朝的正闰之辨，亦集矢于此。
二是结束分裂时期的大一统王朝，如何定位之前那些或分裂或短祚的政权，确定德运所承。
唐继南北朝之后，所面临的就是后一种情况[125]，尤其是至承平日久的玄宗时代，如何通过创制或改制来塑造正统，告成天下，进而上升为王朝盛世与玄宗个人功业的象征，成为一个活跃的政治议题，于是德运承自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26]本章所揭示的天宝晚期一系列的制度、礼仪上的争论与改易，混杂着政治上的算计与争斗，集合了德运、灾异、封禅、玄宗个人的本命信仰等各种或新或旧的意识形态道具，或可视为汉唐间“天人感应”
思想所塑造政治文化的一次集中展现。
可惜玄宗的左右弥缝，不但使改制本身变得短命而可笑，并被黄雀在后的安禄山所利用，成为叛乱的号召。
另一方面，五德终始这一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学说尽管自秦代以来便成为塑造王朝正统、宣扬天命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具体的政治实践上都影响巨大，但至北宋中期之后，随着宋学的兴起，出现了一个“祛魅”
的过程。
与之相关的谶纬、灾异、封禅等论题皆渐渐失去了既往的地位，尽管之后历朝仍不乏正统之辨、德运之议，但已不再包蕴于五德终始、谶纬灾异这样庞大而玄虚的思想体系中，而是基于对大一统、华夷之别等更为实在的道德观念与历史事实的辩诘，从“天命”
落实到了“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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