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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得以“智免”
其祸。
事实上，以种种方式“智免”
的官员并非少数。
李粲在安史乱前仕至濮州刺史，“及羯胡作乱，轶我河济，大梁已东皆下矣。
公乃委城而南，吏人之丑逆从我者数十家，涉淮浮江，号失大荫”
[210]。
李颉墓志云其“次任邢州司仓参军，乾元初授此任，到官未几，避地江淮”
，属于更常见的情形，在当时“多士奔吴为人海”
避地江淮的浪潮中，弃官而走者恐非少数。
[211]
另一方面，这也透露出在当时的观念中，臣子除了恪尽各自的职责之外，并无以身殉国的道德义务，这与明清易代之际频繁出现的官员城破自尽甚至举家殉难的场景，实有相当的不同。
这种“忠”
的义务的有限性，大约可以在魏晋以来士族社会的延长线上来加以观察，即在“君父”
“家国”
发生冲突时，士人往往并不以国家为先。
[212]李华在安史之乱中的选择便颇具代表性：
时继太夫人在邺，初潼关败书闻，或劝公走蜀诣行在所。
公曰：“奈方寸何，不若间行问安否，然后辇母安舆而逃。”
谋未果，为盗所获。
二京既复，坐谪杭州司功参军。
[213]
李华不选择追随玄宗入蜀，而是以奉母为名留在安史控制的区域中，多少有主动附逆的嫌疑。
[214]事实上，李华在燕仕至中书舍人，进入安史政权中枢，目前已见到三方李华以燕中书舍人身份撰写的墓志[215]，可见其有相当活跃的一面。
乱平之后，李华循例遭贬官的惩罚，但当时人并没有在道义上对他“先家后国”
的选择予以谴责。
李华晚年隐居江淮间，仍因文名为时人所重，“惟天下士大夫家传、墓版及州县碑颂，时时赍金帛往请”
[216]，安史之乱中的经历对他在士大夫群体中的声望并无妨害[217]。
当时被目为“家以清俭礼法，为士流之则”
的崔祐甫在安史之乱中的表现则生动诠释了士大夫对“家国先后”
的认识。
崔祐甫出身博陵崔氏，为天下盛门，乱前仕至河南府寿安尉，“安禄山陷洛阳，士庶奔迸，祐甫独崎危于矢石之间，潜入私庙，负木主以窜”
[218]。
崔祐甫对自己及家族在乱中的坎坷亦有详尽自述：“顷属中夏覆没，举家南迁，内外相从，百有余口。
长兄宰丰城，间岁遭罹不淑。
仲姊寓吉郡，周年继以鞠凶。
呱呱孤甥，斩焉在疚。
宗兄著作，自蜀来吴，万里归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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