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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奕初以御史中丞留台东都,安禄山攻陷洛阳后,“人吏奔散,奕在台独居,为贼所执,与李憕同见害”
[205]。
乱平后,获赠兵部尚书。
对于这样一位忠臣烈士,获得追谥本无可非议,孰料在谥号的选定上竟出现了争论,博士独孤及上言为其辩护:
或曰:“洛阳之存亡,操兵者实任其咎,非执法吏所能抗。
师败将奔,去之可也。
委身寇仇,以死谁怼?”
(独孤)及以为不然。
勇者御而忠者守,必社稷是卫,则死生以之。
危而去之,是智免也,于忠何有?昔荀息杀身于晋,不食其言也;仲由结缨于卫,食焉不避其难也;玄冥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躯也;伯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礼而后身也。
彼四人者,死之日,皆于事无补,夫岂爱死而贾祸也,以为死轻于义,故蹈义而捐生。
古史书之,使事君者劝。
然则禄山之乱,大于里克、孔悝;奕廉察之任,切于玄冥之官。
分命所系,不啻于保姆;逆党兵威,甚于水火。
于斯时也,能与执干戈者同其戮力,挽之不来,推之不去,岂不以师可亏,免不可苟,身可杀,节不可夺。
故全其特操于白刃之下,孰与夫怀安偷生者同其风哉!
[206]
借助独孤及的议谥,我们隐约可以窥见反对者的观点,即洛阳的得失主要责任在于守城的将领,卢奕不过是以御史中丞留台东都,身为执法吏,并不承担军事上的责任,因此“师败将奔,去之可也”
。
若以此观念衡之,则“于时东京人士,狼狈鹿骇,猛虎磨牙而争其肉,居位者皆欲保命而全妻子。
或先策高足,争脱羿彀;或不耻苟活,甘饮盗泉”
[207],似乎都变得可以理解甚至值得同情的了,反倒是卢奕自投死地的殉难,成了多此一举的滑稽。
“委身寇仇,以死谁怼”
,并不特别值得表彰。
独孤及作为古文运动的先驱,往往也被视为唐宋间思想变化谱系中的一员,这一背景或是他力主为卢奕争取美谥的原因。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如独孤及也不得不承认“危而去之,是智免也”
,尽管逃亡这一行为在他看来不能算真正履行了“忠”
的义务,但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似乎也无法予以谴责。
这种对“智免”
的推重,还可以从另外一些例子中得到印证。
例如,当时舆论对张巡困守睢阳末期粮尽食人之举多有非议,“议者或罪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
[208]。
想要“全人”
恐怕只能选择出降,这种怪责张巡坚守不去而未能“全人”
的批评,无疑是“智免”
的另一种翻版。
而卢巽墓志云:“属巩洛再陷,公守志弥固,誓节不回,言顺疾辞,时高智免当贼虐。”
[209]志文虽然意在表彰卢巽拒受伪职的气节,但不难注意到他与安史政权的关系并非截然对立的,“言顺疾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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