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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肃宗为代表唐廷中主张惩治“贰臣”
一方的政治逻辑无疑是简单而明确的，在《处置受贼伪官陈希烈等诏》中曾有清晰的表述：“夫以犬马微贱之畜，犹知恋主；龟蛇蠢动之类，皆能报恩。
岂曰人臣，曾无感激。”
[200]即强调君臣之间的恩报关系及在此基础上缔结的道德义务，这也是传统意义上借助“忠”
这一观念约束臣子政治行为的要义所在。
但李岘的回应则显得相当微妙，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士大夫的舆论，其核心在于“万乘南巡，各顾其生”
[201]，暗喻玄宗抛弃百官，仓促离京，实际上率先背弃了君臣之间的契约，因此臣下可以自寻出路。
而史思明所谓“陈希烈辈皆朝廷大臣，上皇自弃之幸蜀”
[202]，其实不过是李岘之说更直白的翻版。
对于玄宗狼狈出奔的前后，文献中并无太多讳饰：
既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外人皆莫之知。
乙未，黎明，上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是日，百官犹有入朝者，至宫门，犹闻漏声，三卫立仗俨然。
门既启，则宫人乱出，中外扰攘，不知上所之。
[203]
在潼关兵败，平安火不至后，甲午当日已出现了“百官朝者什无一二”
的景象，长安城中人心惶惶，士庶皆知大难将至。
是夕，玄宗抛下臣民、仓皇出逃不过彻底激化了这一局面，但在唐人的观念中的确将此作为值得指摘的问题加以抉出：
唐张均为大理卿，均弟垍为太常卿。
禄山之乱，玄宗幸蜀，次咸阳，谓高力士曰：“昨日仓皇离京，朝官不知所诣。
今日谁当至此。”
力士曰：“张垍兄弟，世受国恩，又连戚属，必当先至。”
是日，房琯至，帝因问均、垍，曰：“臣离京师时，亦过其舍，比约同行，均报臣云：已于城南取马。
观其趣向，来意不切。”
既而均弟兄果受禄山伪命。
薛兢为武功令，玄宗幸蜀，兢见于路隅。
帝谓之曰：“卿饬装便随朕行。”
兢俯伏不对。
帝曰：“不愿行，亦听卿，且好养人。”
及贼至京师，兢受伪官，颇失臣节。
王师收京城，兢伏诛。
[204]
玄宗本人也意识到在仓皇离京后，已不能要求百官尽数追随，所期待的不过是累受皇恩、与皇室关系最密切的那批臣子应该会追随而至。
他对张垍兄弟的失望，对薛兢无意入蜀的宽纵，皆缘于此。
以此而论，较之于后世，臣子对于皇帝的“忠”
是一项无限责任的话，那么当时君臣之间的恩报关系则多少仍带有一定的契约性，即君主本身亦需在其中履行一定的义务。
体现臣下“忠”
的责任有限性的另一个例子是围绕追谥卢奕引发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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