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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忠”
的观念强化与扩展:社会与思想层面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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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公开地对“贰臣”
抱以“同情之理解”
的舆论氛围,对于生长于强调“忠臣不仕二主”
思想环境中的宋以后各朝士人而言,无疑颇难理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相关史事下特意撰写了一段评论,表达不满:
臣光曰:为人臣者,策名委质,有死无贰。
(陈)希烈等或贵为卿相,或亲连肺腑,于承平之日,无一言以规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苟容以窃富贵;及四海横溃,乘舆播越,偷生苟免,顾恋妻子,媚贼称臣,为之陈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马之不如。
傥各全其首领,复其官爵,是谄谀之臣无往而不得计也。
彼颜杲卿、张巡之徒,世治则摈斥外方,沈抑下僚;世乱则委弃孤城,齑粉寇手。
何为善者之不幸而为恶者之幸,朝廷待忠义之薄而保奸邪之厚邪!
[195]
清人赵翼亦有同样的疑惑:
安禄山之变,唐臣贵如宰相陈希烈,亲如驸马张垍,皆甘心从贼,腼颜为之臣,此即处以极刑,岂得为过。
乃广平王收东京后,希烈等数百人押赴长安,崔器定仪注,陷贼官皆露头跣足,抚膺顿首于含元殿前,令扈从官视之,并概请诛死。
李岘争之,谓非维新之典,伪官内或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概处极法,恐乖仁恕,况残寇未平,尚多陷贼者,若尽行诛,是益坚其从贼之心。
乃议六等定罪。
器、岘等传旧书谓岘此奏全活无算,新书亦谓因此衣冠更生,贼亦不能使人归怨天子,皆岘力也。
是皆以器为过当,岘为持平。
按是时萧华自贼中归,奏云,仕贼官有为安庆绪驱至河北者,闻广平王宣恩命释放,皆相顾悔恨。
及闻崔器议刑太重,众心又摇。
器传李勉亦奏肃宗曰:“元恶未除,点污者众,皆欲澡心归化,若尽杀之,是驱天下以资凶盗也。”
由是全活者众。
盖当日时势或有不得不从轻典者,然一时权宜,用以离携贼党则可,若竟以岘所奏为正论则非也。
堂堂大一统之朝,食禄受官,一旦贼至,即甘心从贼。
此而不诛,国法安在!
乃当时无不是李岘而非崔器,何也?[196]
这种观念的落差当然可以从唐宋间思想文化上的变化加以索解,特别是中唐以后随着新《春秋》学的兴起[197],加之宋代士大夫崇重气节,忠的观念较之于前代不但有了强化,而且渐渐演化成一项无限义务。
冯道在新旧《五代史》中评价的逆转,便反映了这样的转变[198],而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时,特别立《唐六臣传》,存录后梁受禅时,上劝进表、奉玺绶唐臣的事迹,寓褒贬之意,其实已开后世“贰臣传”
之先河,“贰臣”
这一概念大约也在宋代逐渐成形。
与“贰臣”
被打入另册相呼应的是,宋以后凡遇王朝鼎革都产生了数量不少的遗民,至明清易代之际达于顶点[199]。
至清代编修国史时,将洪承畴等清初立下大功的降臣贬入《贰臣传》,此举虽有种种考虑,但无疑也是呼应了重遗民、轻贰臣的文化风尚。
但落实到安史之乱后的舆论风向,还可以结合史实作进一步的分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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