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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好景不长，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再度攻占洛阳，直至司马望去世，洛阳皆在叛军的控制下。
在洛阳两度沦陷期间，司马望一直心怀唐室，隐居守节，并未出仕伪燕，志题所署“朝议郎前行大理寺丞”
系唐之旧任，但志题、志文依旧行用安史国号、年号。
[22]
综上所述，志题是否署燕国号，志文是否行用安史年号，对于当时人而言，盖属客观实录，并不存在“隐微书写”
的深意。
更为有力的证据是，我们读到两方安葬于安史之乱平定后的墓志，但在叙述志主生平时皆采用了燕的年号。
两位志主皆是女性，家族也无仕宦经历，大约只是出自普通士人之家，墓志的文辞及制作都较为简陋，自然不存在“隐微书写”
的可能。
这种情况只是由于志主生活在长期为安史政权控制的相州一带，从实录而已。
其中葬于永泰二年（766）十二月的张氏墓志，志文记其卒于显圣二年（762）五月，保留了安史年号。
葬于大历四年（769）十月的王光庭及妻刘氏，墓志内容稍丰富，特别述及“属安史叛乱，班历差别”
。
王光庭卒于天成元年（758）十二月，刘氏卒于顺天元年（759）三月[23]，相距不过三个月，但正好跨过从九节度围攻相州至史思明兼并安庆绪这一动**不安的时期，夫妻双方分别使用了安庆绪、史思明两人的年号，可见志文记录年号的“实录”
特征（图三）。
[24]这种书写的客观性，除了遵循墓志撰写的惯例，可能还与时人的观念有关。
如本书第二章所论，安禄山攻陷两京后，有大量唐廷高官显宦附逆，“为贼所污者半天下”
[25]，而宋以后日趋严格的“忠臣不仕二主”
观念在当时尚未占据统治地位。
因此在时人看来，燕取代唐，与唐取代隋一样，是正常的王朝鼎革，并无太多夷夏之防、正闰之辨的意识。
更可注意的是在当时人的经验中尚属于当代史范畴的武周代唐及神龙复辟，皆大体留用了昔日臣僚，也未在朝野上下引起太多非议。
这种观念在墓志的书写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如唐年号与燕年号在同一篇志文中并用，张惟恭墓志题“大燕故唐泽州司法参军清河张府君墓志”
，皆将燕、唐视为先后交替的两个王朝。
其他如“大燕之兴”
（司马垂墓志）、“燕唐之际”
（姚辟及妻郑氏墓志）、“燕朝革命”
（陈牟少及妻李氏墓志）、“□大燕创业、楚才晋用”
（宋微墓志）、“仕阶七命，名借二朝”
（崔收及妻卢氏墓志）之类的表述则更为显豁。
那么是否意味着在此类墓志中不存在任何的“隐微书写”
呢，恐怕亦非如此。
在通盘考察了墓志撰文的体例以及志主与作者的背景后，除了之前提到的司马垂墓志，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以下四方墓志中，作者行文或有微言大义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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