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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驭之道：德政碑的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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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颇具理想色彩的制度在唐代前期仰赖统一有力的中央权力的支持，自可运转自如，成为政治秩序的重要象征，那么在安史乱后，随着唐廷权威的下降，这一制度是否仍能有效运作？在中晚唐的政治格局中，德政碑制度欲要维持不坠，关键取决于两点，首先，朝廷是否仍能主导德政碑的颁赐；其次，德政碑这一纪念性建筑对于地方节镇，特别是桀骜不驯的河北强藩，是否仍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以下笔者便以“顺地”
“强藩”
这两种中央控制力不同的区域形态为例[149]，对中晚唐德政碑制度运作的实况分别加以讨论。
与人们说一般想象中，随着唐王朝中央权威的衰弱，德政碑制度逐渐趋向瓦解或变得无关紧要不同，中唐以后德政碑颁赐运作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其对地方政治的象征意义甚至变得更为强烈，成为节度使权力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之一。
首先，在唐王朝控制较为有力的“顺地”
，德政碑制度基本维持了原有面貌。
新近刊布的韦及墓志为我们提供了中唐时代这一制度运作的实例：
一州□然，蒙惠饮化，思所以报德者，咸请诣阙，以彰仁政。
公谦退不伐，必固遏之。
朝廷以良二千石，佥可褒升，拜蕲州刺史。
蕲之政如邵。
离邵三载，人切去思。
以政绩三十余条，终见上闻。
有司□□校能，阅其能，伏奏于君前曰：邵有贤守，宜从刻石。
帝曰：俞。
乃篆碑纪德，传之无□。
[150]
韦及元和十四年（819）八月卒于蕲州刺史任上，其早年刺邵时政绩卓著，当时所部吏民便欲诣阙请碑，为其所阻，任满受代，由下州（邵州）刺史迁上州刺史（蕲州），可见韦及治邵之劳绩已得到朝廷肯定。
但直到他离开邵州任上三年之后，其德政碑在邵州吏民的一再上请之下，才最终获立。
墓志中提到“以政绩三十余条，终见上闻”
，可知所谓有司覆按，绝非虚文，需要提供翔实可信的政绩，方有可能获准立碑。
刘禹锡《高陵县令刘君遗爱碑》一文中对立碑申请的程序记载得更为详尽：
大和四年，高陵人李士清等六十三人思前令刘君之德，诣县请金石刻。
县令以状申府，府以状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谨按宝应诏书，凡以政绩将立碑者，其具所纪之文上尚书考功，有司考其词宜有纪者乃奏。
明年八月庚午，诏曰：可。
[151]
文中所提到的宝应诏书，史文阙载，不得其详，但据此可知在安史乱后，唐廷仍在不断完善德政碑请立复核的程序，以防官员虚冒政绩。
而据碑文，这位被批准立碑的高陵令刘仁师，曾有抑制豪强，疏通白渠，邑人“生子以刘名之”
这样切实可考的政绩。
若未经允许，私立德政碑，一旦行迹败露，则会受到严厉惩处：
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观察使，司农少卿李彤前为邓州刺史，坐赃钱百余万，仍自刻石纪功，号为善政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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