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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安与魏州：政治景观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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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理想的帝国图景中，皇帝的权威可以借助制度、仪式、空间等诸方面的尊卑差序得以呈现[7]，并且理论上政治的表达与实践应当是统一的，可是一旦皇权衰弱，政治行动与话语之间的张力便趋于明显。
本书第四章曾以唐代德政碑制度的运作为中心，检视中晚唐渐趋衰弱的朝廷如何利用德政碑的颁授来界定、调整中央与藩镇之间的关系，并揭示纪念碑作为一种政治景观在权威塑造与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中，作为政治权威象征物的巨型碑石无疑是政治话语展示及传布的重要媒介，尽管一般不过将此类的政治表述视为堆砌辞藻的具文，但须知在中国漫长的文字书写传统中，早已铸就了一套微言大义的语言符码。
如何透过看似格套化的文字与行为，发现言词之外的真意，直到当下都是探究中国政治所必备的“知识炼金术”
。
事实上，隐藏在辞藻背后的蕴意与行动或许才是更关键的历史信息，因此，文本的本意、言外之意和立碑这一政治活动共同构成了一个互有关联的研究主体。
[8]本章则尝试以田氏魏博时期一系列政治景观的兴废为中心[9]，分疏政治表达与实践之间的张力及互动。
元和七年末，田弘正举魏博归朝无疑成为宪宗开启中兴之路的锁钥。
[10]在此之前，尽管宪宗甫继位便先后平定西川刘辟、镇海李锜之乱[11]，成功抑制了德宗晚年以来藩镇节帅私相授受之风在内地的蔓延，但至元和四年，当宪宗意欲阻止成德王承宗承袭节度使之位时，不出意外地遭受了挫折。
朝廷虽大兴讨伐之师，却最终苦战无果，横亘其间的关键人物便是跋扈的魏博节度使田季安。
[12]宪宗最初的计划是想趁着田季安及幽州刘济病重的机会，料其无力外顾，一举控制成德，而王承宗为获致节钺，亦自请献德、棣二州以输诚款[13]，但最终却为田季安所沮，宪宗之谋功败垂成。
[14]这一失败精确地映射出安史乱后唐王朝一系列中兴努力的边界所在，即在根本上无力撼动河朔故事，也正是这一力量边界的存在决定了中晚唐朝廷与藩镇之间互相制衡又互相依赖的政治格局。
田弘正的主动归附，一反“不入版籍、不输贡赋、自择官吏”
的河朔故事[15]，“乃奏管内州县官二百五十三员，内一百六十三员见差官，假摄九十员，请有司注拟”
[16]，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彻底改变了朝廷与河朔之间的均势，李绛以为此举“刳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
[17]，诚非虚语。
[18]因而，田弘正此举虽然招致其他割据藩镇的强烈不满，甚至意欲启衅战端：
郓、蔡、恒遣游客间说百方，（田）兴终不听。
李师道使人谓宣武节度使韩弘曰：“我世与田氏约相保援，今兴非田氏族，又首变两河事，亦公之所恶也！
我将与成德合军讨之。”
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诏行事耳。
若兵北渡河，我则以兵东取曹州！”
师道惧，不敢动。
[19]
但强藩间合纵之局已破，终无所成。
在此后的七年中，朝廷与魏博以连横之势，密切配合，先后平定淮西、淄青等跋扈骄藩，幽州刘总、成德王承元被迫束身归阙，河朔重归王化，隐约再现了盛唐图景，最终建立了“自古中兴之君莫有及者”
的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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