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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说前辈学者尚能自信历史学家的天职是在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历史的事实，那么对成长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年轻一代来说，一方面面临着展现更加精致而规范性学术的自觉与压力，另一方面则对历史的真相是否可以“抵达”
并没有那么自信。
[4]较早在史学研究中使用这一概念的是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一书，用以分疏法律的实际运作与官方表述及条文之间的巨大落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笔者虽受此启发，但对于“实践”
与“表达”
的界定与之有所不同，望读者留意。
[5]作为河朔三镇中最强大的藩镇，关于魏博的个案研究并不少见，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便可举出毛汉光：《魏博二百年史论》，见《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49～417页；对于魏博牙军构造的研究，则有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85～648页；渡辺孝：《魏博と成徳——河朔三鎮の権力構造についての再検討》（《東洋史研究》54卷2号，第96～139页），通过对成德与魏博的比较，指出牙军在魏博政治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新近的综合性讨论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313～335页。
尽管表面看上去已题无剩义，但正如本章所欲揭示的那样，通过对史料的发掘与细读，在更加微观的研究尺度下，仍有可能大大丰富我们对于魏博内部与外部的认识。
[6]或许有人会认为古代民众对于高层政治的变化并不甚敏感且所知甚少，但侯旭东已依据北朝造像记材料指出，除了皇帝、文武百僚外，执掌国柄的权臣宇文泰（大丞相）、高澄（大丞相）、宇文护（晋国公、大冢宰）都会成为民众祝福的对象，显示出对朝廷权力结构变化的清晰认知。
参见《造像记所见民众的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见《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第275～285页。
[7]古人的世界中虽没有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但烦琐的礼仪典章无疑是在官僚阶层中将尊卑差序加以视觉化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竖立于全国各地的德政、纪功之碑乃至于避讳更名、皇帝诞节、国忌行香等手段都使得一般的庶民得以感知皇帝权威的存在。
[8]值得注意的是石刻的景观效应或许比文辞更早受到重视，而且在更广泛的人群中被使用，《魏书》中的两个例子值得玩味，卷一《序记》云：“桓帝与腾盟于汾东而还。
乃使辅相卫雄、段繁，于参合陂西累石为亭，树碑以记行焉。”
（第5页）卷二四《张衮传》：“又从破贺讷，遂命群官登勿居山，游宴终日。
从官及诸部大人请聚石为峰，以记功德，命衮为文。”
（第613页）尽管这两个例子都旁及立碑，但“累石为亭”
“聚石为峰”
恐怕才是草原上的习惯。
因此，游牧人并不缺乏建立纪念性石刻的传统，但将石刻景观与典雅的文词相结合，无疑是复杂政治体发育后的产物。
[9]卢建荣在《飞燕惊龙记：大唐帝国文化工程师与没有历史的人（763—873）》一书中对田氏家族的几方碑志有简略的讨论，但资料收集仍欠完备（台北，时英出版社，2007年）。
[10]对此当时人便已有充分认识，元稹《招讨镇州制》云：“然而田弘正首以六州之众，归于朝廷，开先帝之雄图，变河朔之旧俗。”
（《元稹集校注》，第1022页）
[11]关于刘辟、李锜之乱的平定及宪宗继位之初藩镇政策的转向，陆扬《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从新出墓志再论9世纪初剑南西川刘辟事件》两文有精彩而细腻的分析（见《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19～86页）。
[12]秦中亮、陈勇《从两次兴兵成德看元和政治规范的形成》一文对成德之役有所讨论。
（载《厦门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130～132页）
[13]张遵墓志透露了成德内部围绕此事产生的矛盾，最终主张归顺唐廷的张遵借为母归葬洛阳的机会归阙，而其滞留在镇州的家属一度被扣为人质（《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2，第905页）。
[14]《资治通鉴》卷二三八，第7663～7665页。
事实上，宪宗在精疲力竭后，仍不得不与成德妥协，承认河朔故事，并采取怀柔的举措。
如宪宗本因王承宗之叛，不欲赐王士真谥号，但在冯宿的规谏下，最终仍加以美谥（《旧唐书》卷一六八《冯宿传》，第4389页）。
[15]韩愈《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中便指出：“弘正籍其军之众与六州之人还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诸州，故得用为帅。”
（《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1827页）而元稹《故中书令赠太尉沂国公墓志铭》从反面胪列了河朔故事的主要内容：“公乃献地图，编口籍，修职贡，上吏员。
凡魏之废置，不关于有司者悉罢，军司马已下，皆请命于廷。”
（《元稹集校注》，第1316页）
[16]《册府元龟》卷三七四，第4451页。
我们不难找到田弘正积极将唐廷官吏引入魏博，协助其控制局势的案例，如上请朝廷除节度副使，“田弘正以魏博内属，请除副贰，乃兼御史中丞，充魏博节度副使，仍兼左庶子”
（《旧唐书》卷一六三《胡证传》，第4259页），另下文所引韩愈《答魏博田弘正仆射书》中提及“尝承仆射眷私，猥辱荐闻，待之上介，事虽不允，受赐实多”
，似田弘正曾有意荐举韩愈为节度副使，而韩、胡二人分别是《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撰者与书丹者，恐非巧合；又如“元和八年，田弘正以魏博奉朝旨，辟宪为从事，授卫州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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