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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最初并不以遥领为满足，王缙尝试前往幽州赴任，不料碰了一个软钉子而还，无奈由“实”
变“虚”
，闰六月以朱希彩为留后，至十一月即真。
[177]这一偶然事件成为故事的起源，之后类似的“遥领”
在唐廷与藩镇的角力中反复出现，最终演变成一种公开的“默契”
[178]，“其后有持节为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者，正节度也。
诸王拜节度大使者，皆留京师”
[179]。
而如本书第六、七章将要讨论的，对这些政治惯例不同的认知与实践，成为我们窥测唐与藩镇关系的晴雨表。
如果说“遥领”
默契涉及的无疑是唐廷与河朔间的核心问题，那么这一惯例的形成与运作显示出中唐以后，双方已有成熟而稳定的沟通渠道及相当的政治互信。
以下所举元和四年的一个小事件则透露出这种政治信任是如何长期积累的：
诏（吐突）承璀还师，路出于魏。
魏将田季安屈强不顺，亦内与（王）承宗合。
承璀不敢以兵出其境，请由夷仪岭趋太原而来。
上以王师迂道而过，是有畏于魏也，何以示天下。
计未出，公使来京师，上召对以问之。
公曰：非独不可以示天下，且魏军心亦不安，而阴结愈固矣。
臣愿假天威，将本使命谕季安，使以壶浆迎师。
上喜，即日遣之，驻承璀军以须。
公乃将袁命至魏，语季安以君臣之礼，陈王师过郊之仪。
季安伏其义，且请公告承璀无疑，师遂南辕。
[180]
在此之前不久，吐突承璀刚设计擒下卢从史，帮助唐廷重新控制了昭义军，因此当其欲假道与成德叛军暗地勾结的魏博时，难免让人有假途灭虢的怀疑。
另一方面，唐廷亦担心遭到魏军的袭击，若迂道太原，不但有失朝廷颜面，亦使得双方的矛盾暴露于天下。
因而柏元封自告奋勇出使魏博，斡旋其间，最终达成了默契，使得唐廷与魏博得以各取所需，至少维持了表面上的君臣合作。
这一斡旋的成功，无疑增进了此前互相猜忌双方间的信任。
事实上，唐廷与藩镇之间从冲突到稳定关系的形成背后仰赖于无数这样小的政治默契的积累，而如何看待这些非制度性的、不成文惯例及其背后运作的政治规则，将成为学者探索中晚唐历史重要的“知识符码”
。
附表田氏魏博时代祠堂、碑刻一览表
[1]尽管中古史研究早已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但各国学者根据自身的学术传统所选择、关怀的论题多少仍有“区域特征”
，讨论的对象尽管都是中国，提问的出发点则往往受制于学者所在国当时流行的理论及本国史研究中的经验。
就笔者粗浅的观察，即使以对中古史研究范围广泛而深入著称的日本汉学，对具体政治事件进行研究的论文也不多见，而日本学者的政治史研究重点并不在于辨析具体的事件，更多关心的是政治变化背后所反映的社会构造、时代分期。
中国学者则似乎对于事件本身着墨更多，这多少承续了传统读书人读史的趣味。
[2]胡宝国曾评价田余庆的研究有“细节的嗜好”
（《读〈东晋门阀政治〉》，见《虚实之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页）。
稍可引申的是陈寅恪、田余庆等学者对于历史细节的详密考订，往往是为申说其对时代构造的整体性理解服务的，并不是单纯的细节偏好；关注事件，但更关怀事件背后所反映的结构。
对于具体事件的精妙考证，不自觉地强化了其所揭橥时代特质的说服力，或是这些著作读之引人入胜，超越时流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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