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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治默契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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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割据一直被视为中晚唐时代的基本特征，如果说天宝十节度是有意的政治规划，那么随着安史之乱的蔓延，遍置于内地的藩镇则是时势的产物，其兴置多有偶然因素作用其中，即使河朔三镇也不例外。
因此所谓藩镇割据的局面绝非一个静态对峙的画面，而是渐次形成的动态过程，并随着中央和藩镇两方政治实力的消长而不断变易。
如果说唐前期的皇权是均质的，除羁縻府州外，唐王朝对于各州郡有着大致同等的控制力，那么安史乱后随着具有自利取向藩镇及节帅的崛起，唐王朝对地方的控制力受到了挑战[168]，这种局面无论对于唐廷还是藩镇而言都是全新的。
唐王朝最初试图重建统一，而藩镇也不愿意轻易让渡因安史之乱获取的地盘及利益，于是双方关系不得不依据政治、军事实力的对比，重新来加以定义，这种“界定”
不免要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进行。
其实，当时不但中央与藩镇关系是不稳定的，藩镇与藩镇之间的关系同样亦不稳定[169]，田承嗣分割相卫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因而在代宗、德宗两朝，不但中央与藩镇之间多有征战，藩镇之间的冲突亦不稀见。
元和中兴的成功大半缘于田弘正的主动归附，改变了河朔与中央的力量对比，但无论唐宪宗还是田弘正，都无力改变河朔的政治结构，更遑论动摇藩镇这一地方层级的存在，因此唐廷对于河朔的重新控制难免沦为昙花一现，但长期的战争亦使得双方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力量的边界与相互间的行动逻辑。
与唐前期相比，中晚唐政治的运作更加依赖于惯例与默契，而这种惯例与默契的形成，并不是制度的产物，也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代宗、德宗、宪宗诸朝，中央和地方不停地战与和，逐步达成的妥协。
[170]以下举魏博的两个例子来说明政治惯例是如何形成与运作的：
伏准国朝故事，我府凡有更替，即除亲王遥统节度事，或逾数月而后，方降恩命。
[171]
节度使自相承袭是河朔故事的核心，但对唐廷而言，无疑是对中央权威的公开挑战，也是安史乱后双方战争不已的关键所在。
但当唐廷无奈默认了这一故事之后，双方便有了形成新的政治惯例的可能：由朝廷先除亲王遥领[172]，数月后才授节钺于藩镇自行推举的继任者，既保全了河朔故事的实质，又成功维系了朝廷的体面，政治的“实践”
与“表达”
之间的紧张得到了缓解。
永泰元年七月，以郑王邈为开府仪同三司，充平卢淄青节度度支营田等大使。
先是，平卢淄青节度使侯希逸为副将李怀玉所逐，希逸奔于滑州，上疏请罪。
特诏赦希逸罪，乃以郑王邈为大使，令怀玉权知留后，姑务息人也。
[173]
贞元七年，（张）孝忠卒，德宗以邕王謜为义武军节度大使、易定观察使；以昇云为定州刺史，起复左金吾卫大将军，充节度观察留后，仍赐名茂昭。
九年正月，授节度使，累迁检校仆射、司空。
[174]
事实上，这种借助于“遥领”
来装点藩镇自相承袭实质的政治表演，并不局限于魏博，也非最早出现在魏博。
这一故事的形成本身就是唐廷与藩镇博弈的结果：
朝廷不获已，宥之，以河南副元帅、黄门侍郞、同平章事王缙为幽州节度使，授（朱）希彩御史中丞，充幽州节度副使，权知军州事。
诏缙赴镇，希彩闻缙之来，搜选卒伍，大陈戎备以逆之。
缙晏然建旌节，而希彩迎谒甚恭。
缙知终不可制，劳军旬日而还。
寻加希彩御史大夫，充幽州节度留后。
十二月，加希彩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幽州卢龙军节度使。
[175]
大历三年六月，朱希彩杀李怀仙自立，这是安史乱后河朔藩镇节帅的第一次更替，此举不但遭唐廷侧目，甚至亦为河朔内部所不容，“恒州节度使张忠志以怀仙世旧，无辜覆族，遣将率众讨之”
[176]。
朝廷虽无力讨伐，但并未立刻承认现实，而是正授王缙节钺，仅以朱希彩为副使、权知军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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