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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元郾移居昭义后，迅速融入了昭义镇内的军将网络，其女高氏嫁给故昭义军左厢都押衙徐克中之子徐唐夫。
如高元郾这样的流寓之士通过婚姻等手段完成在地化，并进入刘氏昭义的统治核心，并非孤例。
如会昌之役中投降唐廷的牙将李丕，“顷岁寓游上党，与主公素未相知”
，借助刘从谏亲信郭谊的党援，得以仕于昭义，并与郭家结成秦晋之好，“十三叔翦拂提携，遂叨右职，寻蒙见哀羁旅，申以婚姻”
[79]。
事实上，中晚唐各藩镇中的外来者通过婚姻等手段迅速融入地方社会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如果将其与同时发生的士大夫迁居两京的潮流相比照，则可注意到，士族尽管定居于两京，渐次脱离乡里，但依然大体保持了原有的通婚圈。
可以说前者通过融入本土来构筑认同，后者则借助存异以维系门第不坠，看似相反的行动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社会阶层间的文化差异。
而直至墓志撰文的大中八年，高元郾仍任昭义军亲骑兵马使兼押衙，并未遭到清算，继续在昭义军中占据要津。
[80]
由此可见李德裕在会昌伐叛成功后，虽然较之以往采取了更为凌厉的手段清洗刘稹余党。
在此之后，晚唐历任昭义节帅皆由朝廷派遣的文臣出任，消除了节帅跋扈自立的隐患，但从李文益、徐唐夫妻高氏墓志透露的情况来看[81]，李德裕的善后举措也未能真正改变昭义军队的构造。
因此，我们可以注意晚唐昭义军虽未再出现如刘氏父子那样割据自立的现象，但朝廷选任的文臣节帅往往难以弹压镇内的骄兵悍将，因此出现了藩镇内部频繁发生兵变的新特征。
这一特征在会昌伐叛后首任昭义节度使卢钧任上便已显现，卢钧素有能名，在岭南、山南东道节度使任上清正廉洁、治绩突出，故朝廷在决意讨伐刘稹后，提前发表其为新任昭义节度使，“钧素宽厚爱人，刘稹未平，钧已领昭义节度，襄州士卒在行营者，与潞人战，常对陈扬钧之美。
及赴镇，入天井关，昭义散卒归之者，钧皆厚抚之，人情大洽”
[82]。
唐廷早早选定善于抚绥的卢钧出镇昭义，盖是“以昭义乘僣侈之余，非廉简无以革弊；当掊克之后，非惠和无以安人”
[83]，希望借此稳定乱后人心，实现平稳的权力过渡。
刘稹授首后，唐廷立刻下诏“昭义五州给复一年，军行所过州县免今年秋税。
昭义自刘从谏以来，横增赋敛，悉从蠲免”
[84]，安抚民心。
肩负重任的卢钧入潞之后，处置不可谓不谨慎，特别是李德裕计划进一步株连刘氏党羽时，“卢钧疑其枉滥，奏请宽之”
[85]，虽未获从，但表达出新任节帅宽厚的政治姿态，以安反侧。
孰料未满一年，当朝廷计划征发昭义步骑二千戍振武时，“潞卒素骄，惮于远戍，乘醉，回旗入城，闭门大噪，钧奔潞城以避之”
[86]，揭开了之后昭义兵乱频繁发生的序幕，卢钧被寄予厚望的昭义节度使生涯刚刚开始便宣告结束，召还朝廷，“拜户部侍郎、判度支”
[87]，而高湜的被逐不过是这一系列反复上演戏码中的一幕。
墓志云“刘广不知何人也，来自蓟门，客于山北”
，指出刘广并非昭义本地人，来自幽州，从时间上推测，当在刘稹覆亡后才辗转进入昭义军，渐次获得擢升。
[88]这与之前高元郾的例子一样，皆可证明藩镇军队的来源并不是地域性、封闭式的，在唐廷与藩镇、藩镇与藩镇之间往往存在着人员流动。
[89]昭义镇特别是刘氏家族主政时期，估计有积极从北方招募出身胡族将士的传统，如会昌伐叛后被杀的安全庆、平定刘广之乱的安文祐，下文述及的康良佺及何弘敬墓志中提到的昭义将领安玉[90]，大约皆是粟特后裔。
[91]又如“大和初，李听败馆陶，走浅口，从谏引铁骑黄头郎救之”
[92]，皆显示出昭义军队多元的构成。
尽管刘稹覆灭后，出掌昭义的文官节度使不会再刻意罗致，但传统并不会骤然中断，北方失意的军人循着惯性南下昭义寻求出路[93]，刘广或许便是其中之一。
当然外来的军将要融入昭义军已有的网络，则要如高元郾一样经过“在地化”
的过程，刘广“常寓食将卒之家”
，可知其与昭义军中的将士往来频繁，关系密切，这为他以刘稹之族的名义煽动叛乱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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