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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来理解在刘氏昭义覆亡三十余年后，刘广依旧能以刘稹族裔的名义煽动起事。
事实上，刘稹的亲族在会昌伐叛过程中经过郭谊、李德裕的两次屠戮，几无孑遗，而上文所论“郓州旧将校子孙及刘从谏近招致将士”
这一支持刘氏昭义的核心力量，虽未能被李德裕彻底清洗，但经历了时间的淘洗，至此时恐怕大都已渐次凋零。
因此，刘广之乱并不能被视为昭义军中刘稹余部或亲刘稹势力的一次起事，参与其事者大都与刘广本人一样，与刘稹并无直接瓜葛。
这证明了刘稹这一政治符号在刘氏昭义覆亡三十余年后仍颇具煽动性，足以引起将士的共鸣，激发变乱。
这无疑暗示了在会昌伐叛取得胜利之后，唐廷对昭义的统治远称不上成功。
刘悟本系李师道部将，因杀李师道投唐而被授予义成军节度使，得据昭义本出偶然，是穆宗继位后仓促调整一系列藩镇节帅的结果。
因此其镇泽潞，所仰仗者仅是从郓州带来的军队，“刘悟之去郓州也，以郓兵二千自随为亲兵”
[94]，直到刘从谏欲承袭昭义时，“惟郓兵二千同谋”
[95]，统治基础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刘氏家族对于昭义而言，亦属于外来的统治者。
刘氏家族在昭义统治的巩固，大约要归功于刘从谏的经营：“悟苛扰，从谏宽厚，故下益附。”
[96]尽管刘悟时已出现了“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寄潞州以求援”
的局面[97]，但至刘从谏时，一方面改弦易辙，以宽厚的姿态团结昭义内部，另一方面则继续招降纳叛，“从谏志在猖狂，招致亡命，逆人亲党，游客布衣，皆在公宴之中”
[98]。
李商隐《为濮阳公与刘稹书》对此有更详尽的描述：“又计足下，未必不恃太傅之好贤下士，重义轻财，吴国之钱，往往而有；梁园之客，比比而来。
将倚以为墙藩，托以为羽翼，使之谋取，使以数求”
，“况太傅比者养牛添卒，畜马训兵，旁招武干之材，中举将军之令”
。
[99]刘从谏统治的近二十年间，清洗昭义旧部中桀骜难制者的同时[100]，又积极扩充自身的实力[101]，改变了昭义军的构成，镇内将领多受其恩惠，整合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完成了刘氏政权的在地化。
（刘）从谏妻裴氏。
初，（刘）稹拒命，裴氏召集大将妻同宴，以酒为寿，泣下不能已。
诸妇请命，裴曰：“新妇各与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效李丕背恩，走投国家。
子母为托，故悲不能已也。”
诸妇亦泣下，故潞将叛志益坚。
[102]
裴氏所言正反映刘氏父子与军将之间胶固相结的关系。
因此至会昌伐叛时，“刘从谏近招致将士”
已足以和“郓州旧将校子孙”
并提，共同构成了刘氏昭义的支柱。
会昌伐叛后唐廷的善后处置成功清除了刘氏家族及其亲信，与此同时，也斩断了刘氏昭义时期节帅与军将间亲党胶固的关系，在此之后确实再未出现昭义节度使拥兵自重的局面，从这一层面而言，李德裕的善后举措已达成目标，扭转了昭义“河朔化”
的倾向。
但正如上文所论，唐廷的清洗并无力真正改变昭义的军队构成，昭义镇内的兵士失去了强悍有力的节帅约束后，反倒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
当然这些骄兵悍将实际上并无如刘氏那样割据自立的野心，频频起事，驱逐节帅，所欲满足者不过是自身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要求。
这种在中晚唐各藩镇内部爆发频度越来越高的低烈度动乱，不妨命名为“经济性骚乱”
[103]，这与中唐时代，河朔藩镇围绕着自立地位这一明确政治目标与朝廷发生的连年战争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或许可称为“政治性反叛”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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