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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广之乱虽以刘稹之族为号召，但与刘氏昭义仿效河朔割据、试图子孙相袭不同，本质上仍是一场“经济性骚乱”
。
“是时，潞土阻饥，赋入逋负者太半。
高公虽无阙政，而士卒月储、岁衣往往不足，以是乘其时而动。”
昭义为何从刘稹时“畜兵十万，粟支十年”
“府中财货尚山积”
[105]，转而陷入“士卒月储、岁衣往往不足”
的困窘，这与志在割据的节帅往往采取聚敛境内以给赐军士，进而获取拥戴的赎买策略有关：
（刘从谏）性奢侈，饰居室舆马。
无远略，善贸易之算。
徙长子道入潞，岁榷马征商人，又熬盐，货铜铁，收缗十万。
贾人子献口马金币，即署牙将，使行贾州县，所在暴横沓贪，责子贷钱，吏不应命，即诉于从谏。
[106]
上文所引李文益墓志云其“改补盐铁，淬贰转输，不阙课利”
，承担的便是相关职任。
[107]刘从谏盘剥商人、聚敛财富所得[108]，除了满足自己享乐所需外，主体当用于犒赏兵士，维系军将对其统治的向心力。
比较一下刘广逐出高湜后，立刻“横敛以给军士”
，邀买人心，所为与刘从谏别无二致。
除此之外，昭义顺地化后，无疑要输送更多的财赋给中央，如平定刘稹后，时任河中、潞州两道节度并行营攻讨监军使似先义逸，立刻“以其军实亿万上献”
[109]。
而当时朝廷委任的文官节度使，“藩府代移之际，皆奏仓库蓄积之数，以羡余多为课绩，朝廷亦因而甄奖”
。
所谓“羡余”
则来自克扣部下，“停废将士，减削衣粮”
[110]，这股风气或许也刮到了会昌平叛后的昭义军中。
由此可见，刘稹之族的身份之所以在昭义军中仍具有号召力，恐非基于某种政治或道义上的权威，而是怀念刘氏昭义时期享用丰厚给赐的滋润生活。
[111]自刘氏割据时代举全镇之力供奉军队后，昭义军逐渐“骄兵化”
，转变为依赖丰厚给赐维系忠诚的自利群体[112]，与李抱玉、李抱真时代尽忠朝廷、抗衡河朔的面貌已迥然不同。
因此，会昌伐叛后的一系列善后举措，虽然遏制了节帅自立的倾向，但并无法改变昭义“骄兵化”
的既成事实。
[113]上文所论卢钧接任之后，军士拒绝北戍振武，迫大将李文矩为帅，其实也是一个骄兵自利的典型案例。
此后，朝廷所命文官出身的节度使，不过将昭义视为历官迁转中的一站，与在地化的昭义军将气类不同，颇有文化隔阂。
如在咸通四年（863）昭义军乱中被杀的沈询，素以风姿为时人称许：
沈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
制除山北节旄，京城诵曹唐《游仙诗》云：“玉诏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领东方。
不知今夜游何处，侍从皆骑白凤凰。”
即风姿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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