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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唐代藩镇变乱模式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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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史书中批评“沈询、高湜相继为昭义节度，怠于军政。
及有归秦、刘广之乱”
[146]，将更多的责任归于节帅的控驭失当[147]，但我们不难注意到晚唐这种“经济性骚乱”
发生的频率日益增加[148]，范围不但涵括唐廷控制下的“顺地”
，即使在原本节帅自相承袭已成故事的河朔三镇中，亦颇为常见[149]，甚至为了防止军士暗地串通，“河北之法，军中偶语者斩”
[150]。
作为晚唐藩镇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结构性现象，将其仅仅归因于节帅本人的失策或无能，恐未达一间。
如上文所述的卢钧便是唐廷精心选择的人选，举措谨慎稳妥，但亦难逃狼狈离任的命运。
昭义作为唐廷防遏河朔三镇设立的藩镇，“肘京洛而履河津，倚太原而跨河朔”
[151]，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李抱玉、李抱真兄弟尽节王事，在历次讨伐藩镇的战争中屡建功勋，昭义军因此享有忠义的美名。
自刘悟、刘从谏父子自相承袭以来，昭义转向割据自立，会昌伐叛的胜利并未能改变昭义军动**多事的格局，直至唐末因孟方立之乱最终分裂为泽潞、邢洺二镇，可以说昭义军的面貌从中唐到晚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于这一转变，唐人与现代学者的观察其实相当接近，都认为昭义受到了河朔割据传统的影响[152]，“比者河朔诸镇，惟淄青变诈最。
刘悟随来旧将，皆习见此事”
[153]，“岂谓移淄青旧染之俗，污上党为善之人”
[154]，将昭义的转变归咎于刘氏主政。
因此，李德裕主持的善后工作，其根本目的便是要肃清刘氏家族的影响，“盖以污染之俗，终须**涤”
[155]。
但在诛戮刘氏家族及其亲信之后，昭义军并未如唐廷所期待的那样，恢复“忠义”
的传统。
正如上文所论晚唐昭义虽不再出现节帅割据自立的局面，但“经济性骚乱”
频繁发生，镇内愈加动**。
因此，我们对于前期昭义军“忠义”
的本质究竟为何，实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传世文献中对于昭义军“忠义”
历史与形象的记述所在多有，杜牧著名的《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记述颇详：
夫上党则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隶。
建中之后，每奋忠义，是以郳公抱真，能窘田悦，走朱滔，常以孤穷寒苦之军，横折河朔强梁之众。
贞元中，节度使李长荣卒，中使提诏授与本军大将，但军士附者即授之。
其时大将来希皓为众所服，中使将以手诏付之，希皓言于众曰：“此军取人，合是希皓，但作节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来，希皓亦必敬事。”
……（卢）从史尔后渐畜奸谋，养义儿三千人，日夕喣沬。
及父虔死，军士留之，表请起复，亦只义儿与之唱和，其余大将王翼元、乌重胤、第五钊等及长行兵士，并不同心。
及至被擒，乌重胤坐于军门，喻以祸福，义儿三千，一取约束。
及河阳取孟元阳为之统帅，一军无主，仅一月日，曾无犬吠，况于他谋。
以此证验，人心忠赤，习尚专一，可以尽见。
及元和十五年授与刘悟，时当幽镇入觐，天下无事，柄庙算者议必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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