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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而正己死，李纳继之；宝臣死，惟岳继之；崇义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
然则往岁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岁之所信者，今则自叛矣，而又难保。”
[139]乱平之后，各藩镇往往依据形势的变化选择不同的行为模式，时而“合纵”
对抗唐廷，时而与唐廷“连横”
，参与平叛。
这种基于自利取向的结盟与反复，造成了这一时期藩镇叛顺无常的混沌面目，也是唐廷与藩镇之间不断相互试探、尚未形成稳定政治关系的表现。
经历了乱后怀柔与低烈度冲突交替的相对平静，战争中坐大的地方势力欲传位子孙的野心与意欲重致一统的唐廷，因各自追求不同的政治目标，无可避免地走向进一步的对立，进而爆发了多场激烈的战争，以“四王二帝”
连兵，德宗仓皇出奔奉天为标志，唐廷与藩镇间矛盾达到了顶点。
也正是长期的战争使双方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各自的力量边界，最终导向了利用一系列不成文的政治惯例与默契来重新界定唐廷与藩镇间的关系，形成了所谓“河朔故事”
。
[140]这一政治默契的有效运作，使得唐廷与河朔藩镇之间产生了良性的互动。
例如李德裕会昌伐叛期间，以禁军不出山东为条件，换取魏博、成德两镇出兵攻取邢、洺、磁三州，河朔藩镇攻拔三州后，如期将三州交还唐廷。
若将此与代宗时田承嗣趁相卫内乱，攻取四州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反映出了“故事”
的效力。
随着河朔故事的形成，一方面唐廷默许河朔三镇半独立的地位，仅以官爵等羁縻之[141]，构成了一种礼仪性的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则促使唐廷与河朔藩镇的关系从对抗转向共生，间接导致了河朔藩镇前后期的变化，对中晚唐历史的走向影响深远。
中晚唐史料数量并不算少，但由于记载欠系统，而且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惯例”
取代“制度”
发挥着更加重要却又隐而不彰的作用，使我们对当时政治结构及运行的观察尚缺乏整体性。
从大量的具体政治行为与文本中发现潜藏着的“默契”
，勾勒“默契”
形成中的博弈及定型后对唐廷与藩镇双方行动的制约，是本书试图达成的重要目标。
既往的研究大体仍将中晚唐置于一个伟大王朝的余晖下来呈现其缓慢而又无可挽回的衰落过程，藩镇坐大这一触目的现实似乎也映照出唐廷权力下降这一无可置辩的事实，但需要分梳的是“朝廷”
与“皇权”
是否能完全等量齐观。
之前学者的研究已揭示了中晚唐皇权运作中某些鲜明的特征，如以翰林学士与内廷宦官为代表的皇帝侧近群体政治地位的崛起，并日渐演化成制度性的权力。
[142]较之于唐前期三省六部的整齐划一，中晚唐名目繁多的使职出现实际上增加了皇帝运转权力的自由度[143]，叶炜近年来对制度实际运作过程的一系列研究，也支持了这样的判断。
[144]正是由于中晚唐朝廷面临着更多的内外挑战、更繁剧的各类事务，产生了更有效率地获取信息、运转皇权的需求，因此在前期制度化、程式化的政务运作形式遭破坏的同时，皇帝与大臣小范围或个别的沟通变得普遍。
某种意义上而言，应对中央权力衰落的各项举措反而刺激了皇帝个人权力的强化。
而对于“皇权”
这一概念，我们或可尝试进一步将其分解为“权力”
与“权威”
两个不同的层面。
[145]传统制度史研究，无论是对具体职官起源、功能、作用的静态解剖，还是对制度实际运作过程的复原，所关注者多集中在“权力”
这一维度，即分析权力的制度化及如何有效运作。
因此，既往对唐廷与藩镇关系的论述，大体上仍基于对双方实力消长的分析，而对政治权威在其中的作用着墨无几。
本书第四章以德政碑的颁授为例，探讨了唐廷与藩镇如何借助政治景观的建造来界定、调整双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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