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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绘中晚唐历史线索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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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体由安史之乱爆发前后至唐末一系列个案研究构成，其中涉及的不少问题，如安史集团的构造，分别被视为河朔骄藩和防遏型藩镇典型的魏博、昭义两镇的演变，其实之前学者已积累了相当多的讨论。
笔者在保留传统唐廷与藩镇的研究框架之外，尝试引入内部观察的视角，讨论燕政权及藩镇的结构，展现更为立体的历史图景。
或许对石刻资料的运用也可以被视为本书的重要特色，但笔者的本意不仅在于借助新出碑志提供更丰富的历史细节，而试图在描摹政治过程复杂性的同时，进一步展现中晚唐长安与河北之间互动的实质及藩镇内部的多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稍具整体性的线索。
如本书第二章所论，《旧唐书》将河朔三镇的形成归咎于仆固怀恩的纵敌，导致尾大不掉的局面。
这一类从政治斗争、人事关系出发的解说，无疑是传统史学中常见的叙事格套，多为现代学者所不取，但需要警醒的是后来研究者从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对河北社会的探讨，尽管在论述上更加科学而成系统，但仍不脱历史辉格解释的色彩，即试图将一个已存在的历史现象加以合理化。
事实上，河朔三镇的形成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史）朝义走投汴州，汴州伪将张献诚拒之，乃渡河北投幽州。
二年正月，贼伪范阳节度李怀仙于莫州生擒之，送款来降，枭首至阙下。
又以伪官以城降者恒州刺史、成德军节度张忠志为礼部尚书，余如故；赵州刺史卢淑、定州程元胜、徐州刘如伶、相州节度薛嵩、幽州李怀仙、郑州田承嗣并加封爵，领旧职。
[131]
仆固怀恩收复洛阳后，秉承唐廷的怀柔政策，对投降的安史将领皆不做触动，委以旧任，这一领有旧职的范围要大于河朔三镇。
如第二章中所述，汴州节度使张献诚从出身履历而言，与李怀仙、李宝臣等别无二致，但汴州最终成为顺地，张献诚累迁山南东道、剑南东川等镇。
原本仅为莫州刺史的田承嗣[132]，后得领魏州刺史、贝博沧瀛等州防御使，系奉朝廷之命。
魏博的成形，盖源于唐廷主动的政区调整，而非对既成事实的承认。
更遑论河北原置四镇，大历八年薛嵩去世后，相卫内部生变，遭魏博与唐廷的分割而瓦解，一部被魏博鲸吞，剩余三州与泽潞合并后演变为防遏河北的重镇昭义。
因此所谓河朔三镇的成立，幽州本为玄宗朝的旧镇，成德承自安史，魏博系乱后唐廷新置，相卫则遭分割，并非燕政权的遗产，而是乱平后十余年中一系列政治博弈及各种偶然因素叠加的产物。
[133]既往学者多关注河朔藩镇作为安史继承者的一面，强调两者的延续性，忽略了河朔三镇形成的复杂过程。
若将追求节帅世袭作为河朔藩镇的重要特征，那么在安史之乱平定后，有类似诉求的藩镇并不局限于河北，山南东道梁崇义、淄青李正己及稍后淮西李希烈皆属其列。
其中梁崇义系安史之乱中崛起的地方实力派，李正己、李希烈则出自因忠于唐廷而从安史阵营中分出的原平卢军系统。
[134]可以说双方在乱中是各为其主的敌手，但乱后却因同样的目标而结成同盟，《旧唐书·李宝臣传》云其“与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义等连结姻娅，互为表里，意在以土地传付子孙，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
[135]。
这一现象与河北地区的种族、文化等特征关系不大，而是战争中地方势力膨胀的结果，除了以上几个方镇之外，西川韦皋、徐州张建封等，乃至中兴功臣李光弼晚年多少都有跋扈之举。
[136]几乎与此同时，藩镇中的骄兵也开始浮出水面，出于自利的目的拥立或废逐主帅。
代宗、德宗时期，藩镇坐大、骄兵跋扈及引发的与唐廷或隐或显的冲突，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也成为后世熟悉的藩镇时代的标准像。
但这并不完全是安史的遗产，而是长年战争与动乱的后遗症。
同样，节度使本人的态度对于藩镇传统的塑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例如，同为安史降将的滑州节度使令狐彰，临终前“诫子以忠孝守节，又举能自代”
，尽管去世后也出现了“滑三军逼夺情礼”
，试图拥立其子令狐建袭位的情况，但令狐建恪守父志，抵死不从，举家归阙。
[137]
在安史之乱平定初年，藩镇体制仍分合未定，此时河朔藩镇同样尚待定型，无论是其内部的结构及与唐廷的关系，尚未发展出独特的地域性。
[138]正如陆贽所言：“往岁为天下所患，咸谓除之则可致升平者，李正己、李宝臣、梁崇义、田悦是也。
往岁为国家所信，咸谓任之则可除祸乱者，朱滔、李希烈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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