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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新唐书·藩镇传》虽大体依据《旧唐书》相关人物的本传改写，兼据碑志、小说增补事迹，但叙事风格上带有强烈的“鉴戒论”
色彩，如《田承嗣传》最后总括云：“承嗣盗有贝、博、魏、卫、相、礠、洺七州，而未尝北面天子。
凡再兴师，会国威中夺，穷而复纵，故承嗣得肆奸无怖忌。”
（第5926页）也正因如此，后世学者对其传中所收人物的去取标准亦存訾议，参见赵翼：《陔余丛考》卷十《新唐书编订之失》，第160页。
[107]作者在书后附录的《唐代藩镇总表》中也将藩镇对中央的态度专列一栏，分叛逆、跋扈、恭顺三类加以统计，参见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中的相关章节。
[108]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九，第559～565页。
[109]中文世界学者行文时多习惯引述古人的史论文字为论据，不无接榫古今学术的意味，但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学者的评论，优点或在于去古未远，有抵近历史现场的一面，缺点则是所述大多未经系统论证，只是一种“意见”
，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观点”
。
而现代学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通过规范化的研究手段将某种“意见”
上升为“观点”
，并经得起其他学者的检视与批评，如陈寅恪从朱熹“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一语入手，探考李唐的族属与源流，便是经典的案例。
另张天虹《唐代藩镇研究模式的总结和再思考——以河朔藩镇为中心》一文提出藩镇研究要把传统学问与现代学术相连接，文中对宋至民国学者对藩镇的评论枚举较多（《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55～65页）。
[110]例如近年学者多注意到藩镇对维系唐王朝统治的正面作用，故宋人尹源《唐说》中“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
夫弱唐者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一语多被引录，但皆未触及尹源观点的时代或个人思想背景（《宋文鉴》卷一〇五），第1485页。
据笔者所见，前引顾炎武《日知录》是较早引用尹源观点者。
[111]尽管藩镇自宋以来便被视为决定中晚唐历史走向的关键因素，但在唐宋变革论的体系中则缺乏明确的位置，藩镇及唐末的动乱一般被置于贵族制衰落的背景下加以理解。
参见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第二章“贵族政治的崩溃”
，见《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35～343页。
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
论的由来与发展》一书回顾了唐宋变革论在各具体研究领域中的影响，而藩镇仅作为军政制度演变的一隅而被提到，主要涉及五代至宋禁军的形成、节度使制度的演变、唐末南方藩镇与十国的承继关系等方面。
参见曾瑞龙、赵雨乐：《唐宋军政变革史研究述评》，见李华瑞编：《“唐宋变革”
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3～113页。
[112]日野開三郎：《支那中世の軍閥》，《唐代藩鎮の支配体制》，第24～171页。
[113]栗原益男：《安史の乱と藩鎮体制の展開》，《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第6冊，第161～196页；彼得森：《中唐和晚唐的宫廷与地方》，见《剑桥中国隋唐史》，第472～573页。
[114]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通论性研究可举出堀敏一：《唐末諸叛乱の性格——中国における貴族政治の没落について》，《唐末五代変革期の政治と経済》，第266～310页。
[115]即使在一些实证研究中也渗透了理论关怀，例如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一文，尽管表面看来是对中唐至五代藩镇牙军来源、构造及作用的实证研究，但开篇就驳斥了藩镇与唐宋变革毫无关系的说法，认为中晚唐藩镇牙军与五代藩镇牙军存在不同，前者常与节帅对立，削弱了藩镇的势力，后者作为与节帅紧密相联的私兵，成为之后五代各王朝的核心，并强调藩镇与土豪、商人阶层的关系（《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第585～648页）。
因此，对于类似的现象，学者往往做出不同的解读，如对藩镇中拟制血缘关系的性质，堀敏一、栗原益男等皆将其视为节帅对属下的一种人身支配，栗原益男更将五代常见君主赐予节度使铁券的现象理解为这一人际关系的延伸。
参见堀敏一：《唐末諸叛乱の性格——中国における貴族政治の没落について》，《唐末五代変革期の政治と経済》，第292～297页；栗原益男：《唐五代の仮父子的結合の性格——主として藩帥的支配権力との関連において》《鉄券授受現象からみた君臣関係について——唐朝·五代を中心として》，《唐宋変革期の国家と社会》，第159～192、223～280页。
谷川道雄则对此提出反驳，强调河朔藩镇节帅与部属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面，参见《河朔三鎮における節度使権力の性格》，《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74期，第5～24页。
而增渊龙夫对拟制血缘关系两面性的评论颇值得注意，认为“建立在个人相互信赖基础上的情义结合关系，决不能呆板地理解为一种平等关系”
（《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0～21页）。
其实“义儿”
这类拟制血缘关系在唐末五代的流行并不是现代学者的发现，欧阳修《新五代史》专门为此立有《义儿传》，若比较欧阳修着眼人伦对义儿现象的批评与现代学者的多种解读，便不难注意理论框架对史家解释历史现象潜移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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