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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指唐律中“违律为婚恐喝娶”
，疏议曰，“‘强娶者，又加一等’，谓以威若力而强娶之，合徒一年半”
（刘俊文笺解：《唐律疏议笺解》，第1070页）。
田季安所强娶者大约是士大夫的女儿。
[90]周玙及妻刘氏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056，第1009～1010页。
[91]郑潨墓志云：“至国朝开元末，割荥阳县两乡属河南府，今为汜水人也。”
（《唐代墓志汇编》贞元110，第1916页）。
[92]《旧唐书》卷一三七《郑云逵传》，第3770页。
[93]贞元四年，张遵因“亲裴氏怀恋伯兄，遣省伯舅于镇州”
，为王武俊所辟，可知人员往来亦未完全中断，《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2，第905页。
[94]刘如泉墓志，拓本刊《新中国出土墓志·北京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95]张遵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2，第905页。
[96]郑潨及妻崔氏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49，第2130页。
[97]与其说“镇冀之间，自为一秦”
显示出河朔藩镇的胡化与封闭，倒不如说成德在与唐廷对立期间，为了防止士人流失，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恰恰反映了文化上有相近的一面。
[98]张建章墓志，《唐代墓志汇编》中和007，第2511页。
按辟举张建章的李载义以恭顺著称，但大和五年即被杨志诚政变所推翻，如下文所论杨志诚以跋扈闻名，但并未影响张建章在幽州镇内的升迁，可知节帅与唐廷的关系与其对文士的态度并无关联。
[99]如本书第一章论及陆据这一案例所示，安禄山本人也曾留心征辟长安的士人精英入幕，但构成其核心的则是更具吏干的河北地方士人，这点在安史乱前及乱后具有延续性。
[100]关于冯道生长的文化环境，陆扬《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一文有系统论述（《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165～210页）。
除了冯道这样最终站在金字塔尖的人物之外，出土墓志勾画了一般河北地方士人的形象，透露了长期存在的社会文化结构，典型者可举出李潘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开成050，第2205～2206页）。
[101]中晚唐因崇重进士而形成的一系列风俗，学者早有系统揭示，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8～326页；陆扬进一步将这种“崇重进士”
及“文”
的士大夫文化定义为清流文化，并论述了其扩散乃至对河北地区的影响（《唐代的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见《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248～263页）。
[102]张天虹曾以“书剑双美”
概括河北藩镇武人的特征（《“书剑双美”
：唐河朔藩镇的军事技能培养与文化教育——基于社会流动的视角》，载《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99～110页）。
若对此做进一步的引申，文武未有明显分途或是河北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103]学者基于统计的研究皆证实了此点，参见毛汉光：《五代之政治延续与政权转移》，《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第418～474页；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胡耀飞、尹承译，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第199～202页。
[104]较为简要的学术史回顾参见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藩镇问题”
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0～59页。
[105]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可举出陆扬《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两文，分别从内廷和藩镇的个案入手，揭示了宪宗时期唐廷内外政治运作方式的深刻变革（见《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19～58、87～164页）。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一书则对在安史之乱冲击下，内地藩镇体制建立、调整与定型的过程做了细致的讨论，唯其书名中“重构”
一词容易让读者误以为藩镇体制是唐王朝有计划应对叛乱的产物，事实上，内地普立藩镇最初无疑是一种应急的政治举措，因此前期藩镇随着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分合不定，最终在动态的博弈过程中唐廷与藩镇之间达成了均势。
[106]《旧唐书》中藩镇节帅传记散见于各处，其中河朔三镇节帅传记分布相对集中，主要位于卷一四一至卷一四三、卷一八〇至卷一八一，但大体仍以年代先后为序。
而《新唐书·藩镇传》不但将骄藩节帅传记归并，“今取擅兴若世嗣者，为藩镇传”
，而且明确以其对唐廷的态度划分去取标准，“若田弘正、张孝忠等，暴忠纳诚，以屏王室，自如别传云”
（《新唐书》卷二一〇《藩镇魏博传》，第59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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