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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语，本来是一派歌颂的话，没想到朱元璋却以他特有的洞察力看出了问题，说：生者，僧也；光者，剃发也；这是写我当过和尚。
则字发音同贼字差不多，“世作则”
是写我做贼。
下令把徐一夔斩首示众。
像这样的事情不一而足，弄得人人自危，礼部官员也紧张起来，只好请求皇帝制定统一的贺表格式，以便颁布全国一体遵行。
朱元璋大搞文字狱，把明初文化领域弄成了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
在沉默当中是无声的抗议。
有一个故事说，朱元璋一次外出私访，走进一座庙里，只见墙壁上画着一个布袋和尚，图旁题诗一首：“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
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
墨迹尚新，人却找不到了。
清代的文字狱更是愈演愈烈。
康熙的时候就在庄氏史案、戴名世《南山集》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雍正时又在吕留良、曾静问题上大做文章，还抓住一个主持科举考试的官员所出试题“维民所止”
硬加上“维”
“止”
二字是暗示“雍正去头”
的罪名。
乾隆时期文网愈密，一些文人诗集中类似《咏黑牡丹》一联“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
以至“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都被指为大逆不道，作者还活着的处死，死了的剖棺挫尸。
除了无情地迫害作者以外，还雷厉风行地查禁书籍，据地方官员报告，光是江西一省毁焚的图书就达8000多部。
清代文字狱的凶残是令人发指的。
只要一部书被告发其中有“违碍语”
，不仅作者立即抄家、杀头，家属连坐，连作序者、刊行者、校阅者、发卖者以至于刻书的工匠也一概处死。
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滥施**威，知识分子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胆小骨软的是逆来顺受，噤若寒蝉。
这类人的代表之一陈祖陶就说过：“笔墨贾祸，不可不谨。
吾辈每动笔辄做一想：当今当国大臣可看得否？然后落稿，方可免害。
否则稿虽成，不可不付祝融（火神）收掌也。”
但坚持正义的也不乏人，龚自珍就有《咏史》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正是由于有不少同龚自珍一样怀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在大雾弥天的文字狱魔影下仍然不顾朝廷的禁令森严，冒着生命危险把许多禁书深藏秘抄，才使相当一批珍贵文籍得以逃脱厄运，一直流传到今天。
应当说，他们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更重要的是敢于同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相对抗的凛然正气。
（原载于《蒲公英》杂志，197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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