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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无疑是一大误会。
有心且治学严谨的史家，从史实出发，关注民间久已流传的人物，且对传讹加以订正，其必要性毋庸置疑。
其实，关于沈万三的诸多传闻乃至谚语，多有出典，只是在后来流传的过程中，开始慢慢失真。
以《金瓶梅》中引用的有关沈万三的谚语为例，根据清初史家谈迁在《北游录》中的记载，所谓的“枯柳树”
，其实也是有出典的，是生长在北直隶交河县的一棵大柳树，甚至当时就有“南京沈万三，北京大柳树”
的谣谚。
至于先师顾诚教授为何关注沈万三的故事，并尽力做出考订，现在的读者不难从《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一文略知一二。
重温此文，让我想起了与先师相处及纵论剧谈明清史事的诸多日子。
先师治史，长于史料考订。
我在《师门问学记》一文中（《博览群书》2011年第9期，在刊发时，编辑将题目改为《顾诚门下问学记》，非我本意），曾称先师治学的路数，远溯乾嘉，近承援庵。
概括地说，这一断言并没有错。
若是再细加追溯，先师史学考订的功夫，显然从明代史家王世贞那儿获益匪浅。
过去一直认为，从学术源头上说，清代乾嘉考据学，仅仅是继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学问而来。
这显然是一个误会性的偏见。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在求学期间，在广泛阅读钱谦益的作品时，就发现这一说法存在一些问题。
其实，清代乾嘉考据学，是继承晚明考据学而来。
以经学考据来说，明代有杨慎、焦竑、陈第等诸大家；以史学考据来说，王世贞、钱谦益等人，显然也已开了史学考据的先河。
好在后来学界逐渐关注这一学术脉络，出版或刊发了以台湾学者林庆彰为代表的诸多研究成果，已经足以纠正过去的偏见。
这一点用不着我再过多置喙。
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在很早的时候，先师对王世贞的史学已经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并撰写了《王世贞的史学》一文。
此文尽管发表很晚，但成文很早，属于先师较早的作品。
记得他在开设“明史”
与“明末农民战争史”
两门选修课时，对王世贞的史学，尤其是《弇州史料》与《弇山堂别集》中的“史乘考误”
，更是三致意焉。
在随后的研究中，尽管先师在行文之中对王世贞不无批评之语，但凤洲考史之作，对他多有影响，应无疑义。
先师的文史札记，大抵体现了他治学的两大特点：一是实事求是，通过考证之法，求得史事真相；二是文、史相合，疑问萌生于文学作品，却以平直的史学考订结束，即使是史学考订之作，亦是文采斐然。
无论是过去众多的史学论文，还是收入这本文集中的文章，无不显示先师的史学考订，其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分别为：元末明初史事，明末起义军大顺军、大西军史事与明末清初史事。
先师考史，实事求是，求得史事真相，固然是其目的，然若深究之，则其目的远不止此。
这就是说，很多史事的考订，并非局限于为考据而考据，而是抱有以下两大目的：就其大者而言，则是通过史事考证，探幽析微，借此说明隐藏在史实背后的重大事件及其关系。
《靖难之役与耿炳文、沐晟家族》一文，可谓典型一例。
在此文中，先师通过对耿炳文史事的考订，以及耿炳文与沐晟家族关系的梳理，说明婚姻关系在传统政治运作中的意义。
就其小者而言，则是为了在真实史事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重新加以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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