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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董仲舒至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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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公孙臣与张苍之土、水之争后不久，景帝时又发生辕固生与黄生论汤武受命与否之争。
黄生认为“汤武非受命，乃弑也”
。
辕固生是齐诗大师，力争汤武得人心，诛虐乱之桀纣而立，认为“非受命为何”
？由此推论至“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
诸问题上。
景帝同意黄生严上下之分的理论，认为君虽无道犹为君，臣虽圣贤犹为臣，故评议之云：“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19]此即孔、孟，尤其孟子的这方面学说，不但当时不为诸侯所采，抑且后世统治者亦厌恶之也。
事实上，高帝之得天下，据他骂时时称引《诗》《书》前说于他的陆贾云：“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20]乃是**裸的“打天下”
观念也，正不必辕固生代他粉饰。
辕固生之论汤武及秦皇，实际上是沿贾谊《治安策》之论而发展。
贾谊只论殷、秦之废，认为国祚久暂基于人主之所积，一方面既承认君尊臣卑的理论，[21]一方面又代文帝设想，提供巩固政权的政策和制度，因而始得文帝的重视。
再者，贾谊为文帝谈论鬼神，致令文帝夜半前席，耸然顾化。
此与辕固生之纯执孔孟以论说显然不同，故其效果亦大异。
贾谊非纯儒，实杂阴阳、老庄、方士之说，混图谶、占卜、鬼神之术者，其言阴阳鬼神，实有前述司马迁论邹衍具牛鼎之意。
董仲舒对贾谊的道术似有心得，因而对着既好神仙方术、又不喜儒家朴学的汉武帝，[22]遂将之发挥得淋漓尽致。
仲舒是景帝时博士，治《公羊春秋》大师。
他倡论阴阳灾异主要在武帝之时，尤以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的《天人三策》最为关键——是儒学或竟为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在学术内容上，自此遂将经学扭曲为灾异学，且有神秘的宗教化倾向，谓之将儒家塑造成儒教（汉代儒学），似也非过分之辞。
[23]在学术发展上，仲舒对论三策的立即结果，就是造成该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四年之后复设置五经博士，对此下学术思想的发展，固不待赘言。
仲舒在《天人三策》中，主要是借史学（春秋）入手，以发挥其阴阳灾异之说。
第一策开始即谓：“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即史实），以观天人相与之际（当即孟子所谓天与之、人与之的应合说），甚可畏也！”
以震慑武帝。
此语的意义，实际上是确立了：第一，《春秋》是一部推究天人相与之际的书。
第二，《春秋》所载负的史实包含了天人关系的道理。
第三，研读《春秋》即可以了解天人的关系，不必仅由天文星历、阴阳消息之观察而始得入手。
就方法论，他是跨越孟、邹、贾三子，而下开此下诸汉儒者。
就性质论，他不啻已将经典定性为神秘的预言和占卜之书。
故第三策又云：“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於古，考之於今。
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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