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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意史观对通史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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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诚欲究天人之际矣，但又舍弃从灾异学入手研究，则究竟以何术究之？所究的结果又如何？其与通史的创造有何关系？此皆关系新史学的大问题所在。
欲了解这些问题，下列的前提实需先做了解。
第一，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儒倡言的政权天授说，在司马迁当时而论，不但既是历史的问题，也是现实的问题，第一流人物如前面所提贾谊诸子对此皆言之凿凿，故他不可能不受时代的影响也。
世界的形成与变化，当时认为基于某些客观而永恒的原理以运作，则这些原理的探求，以及它们和人类的关系；或者是否确有这些原理，它们是否确与人类存着某些关系？此亦治史者所不可逃避的课题也。
第二，探究这类问题，灾异学的方法论既不可能成立，则只能从阴阳家的观察阴阳消息最基本的方法——羲和之官的天文学入手，这是司马迁的家学所在，亦可驾轻就熟。
另外，天文层次研究之外，孟子所假定的人民行事乃天意表示的人文层次，亦不失为可试之途，且更符合史学的性质。
亦即稽天与验古、证今，仍是可行的方向也，只是需基于怀疑、经验、实验之上，以做研究而已。
第三，政权与历史文化的发展，既被视为依循天之规律不断运作，则从人类有证可稽的历史以来，以至司马迁的当世，其发展应是持续的、循环的，可以用作验证这些关系的。
以前的历史记载，不过只述数十百年的史实而已，实不能满足这种需要，是则势须下大魄力，从人类历史文化的开始作研究的起点，此为通史之所由生也。
第四，先有一些理念法则，用以套合于历史的发展，以作玄学式的全体论解释，实为不经不轨之途径，司马迁既知此弊，遂采用实证形式的个体论作出发。
每一种事件制度的变化，每一个政权的兴灭，每一个个人的行事，皆尽量作个体研究而解析之，将各个体研究通透，遂亦能进而了解历史的全体。
这种观念应是支持司马迁开创本纪、书、表、列传此新体裁，以容纳其个别研究，进而综合此个别研究的原因。
否则新史学特色所在之新体裁缘何创始，即不可得而知了。
另外，讨论司马迁这方面的研究，又有两个问题需加注意，此即：自班固以来即谓《史记》有十篇缺佚，仅有录无书。
据张晏列举，此十篇中恰好缺了《礼》《乐》《兵》三篇和《日者》《龟策》二列传，此五篇对天人之际的研究实甚重要者也。
其次，近代今文经学家和疑古派，皆指责刘歆篡改《左传》及《史记》，以为王莽篡汉的理论铺路。
[37]按今本《史记》，确有公元前1世纪以后的人窜入的成分，例如，《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引述扬雄语等是也。
因此，引述《史记》诚麻烦之事。
今论其事，先从稽天着手。
据《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而论阴阳家云：“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
故曰：‘使人拘而多畏’。
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
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司马谈是赞同封禅的人，但也论阴阳家，显然以天文（古代将气象等地文之学亦划入天文）、历法之学作基本，承认自然有其运行的法则——天道之大经，但否定顺昌逆死之说。
天之规律和人文变化的关系，他显然本于理性的了解。
作者对天文、历法之学向无深究，然而读《史记》中《历》《天官》《封禅》三书，盖知司马迁有下述的观念：其一，他认为天文有分部，各有所主，而与人间行事息息相关，甚至有必然的关系。
他虽然批评许多推究天变的图籍和解说杂碎不可法，但他自己却也进行此方面的推究，自战国以降且言之凿凿矣。
根据他的理念，人事的变化乃天文变化——天意变动之象——的反应，“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
，因而史书所记天变及人事，遂可得而推考。
亦即可得而推天变以考行事，考行事以推天变也。
[38]
其二，他认为天文与地文是对应的，即“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则有五星，地则有五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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