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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意史观的发展与断代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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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董仲舒而后，以阴阳灾异说经已不限于《春秋》，渐至普及其他经传。
汉儒对经术的认识，可透过公元前1世纪中期翼奉之言作了解。
奉为齐诗学者。
齐诗由辕固发源，下传夏侯始昌、后苍，以至翼奉、匡衡及萧望之而大盛。
翼奉虽承自辕固—夏侯始昌—后苍，但亦好律历阴阳之占。
元帝因水灾地震而求直言，奉奏封事云：
臣闻之於师（后苍）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
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
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
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
《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始终，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52]
就此而论，诸经虽然各有专门，但其所追求的目的与所由的途径，大体相同；即使司马迁别辟一途，但他本《诗》《书》《礼》《乐》之际以追究天人之际，与此亦无大异。
由此观之，谓经、史同源而协合，盖亦未大谬。
只是经生说经日益玄妙怪诞，竟至沦入谶纬伪诈之术，乃至如王莽时“争为符命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
[53]斯则大弊矣。
偏向实证论的史学，势将不得不与经学分行。
然而，经学乃是显学，自董仲舒始，汉儒之“新经学”
即在思想观念上重大影响“新史学”
。
司马迁之开创新史学，并以通史作为研究范畴，前已述之；至于仲舒以后，则更发展出一些新说法，对现实的政治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直接或间接促成断代史的产生。
试略析论如下：
前述的夏侯始昌是辕固诸弟子中最明《齐诗》者，但他学通五经，《齐诗》而外亦兼专《尚书》和明于阴阳。
其《尚书》之学源自家学，出于济南伏生—张生之系统，以授族子夏侯胜。
夏侯胜别从伏生—欧阳生—倪宽—蕳卿系统学得倪宽之学。
[54]倪宽与司马迁等共定《太初历》，所言封禅符瑞诸事最为武帝信重。
他略晚于董仲舒，是将《尚书》之朴学转变为灾异学的关键性人物，下开欧阳、大小夏侯之学者。
[55]夏侯胜承此二系，以说灾异震动于昭、宣之世，所本即主要为受自始昌的《尚书》及《洪范五行传》。
《尚书》论洪范五行，实为仲舒《春秋》传灾异之外的另一大系，对刘向、刘歆父子影响极大。
夏侯胜族弟建，师事胜而又采获欧阳氏学，遂得专门名家，世称小夏侯学。
小夏侯学传于张山拊。
山拊弟子遂蔓衍成郑（宽中）、张（无故）、秦（恭）、假（仓）及李氏（寻）诸学。
[56]李寻并不仅守师法，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
成帝时以为汉家有中衰阸会之象，以说辅政将军王根，颇为王根所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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