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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新史学的发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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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实证而实录：方法论的确立
一、历史知识真实的价值
8世纪初期，刘知幾撰《史通》，特立《古今正史篇》，实为中国最早而有系统的史学史著作。
他论述司马迁以前的史学发展，由《三坟》《五典》《尚书》《春秋》，以至于陆贾的《楚汉春秋》，其间颇值得注意者有两点：第一，他突出了史学的实证主义精神，援引司马迁和班固之言，直指尧以前之史多无征可信，“后来诸子，广造可说；其语不经，其书非圣”
。
第二，他对早期的“正史”
，并无严格的界定，故诸体兼述、经传齐论，似乎有意将其前面所论的“六家”
，笼统地一并划为正史，而为其后来专就“二体”
以论《史记》以下诸正史不同，当有矛盾之嫌。
[1]
本书第四章曾讨论司马迁自述其所开创的新学术，辨明其新史学的目的、对象、性质和方法，乃至指出经、史之分野所在。
实证主义是新史学的重要特征，与今文经的玄想和附会、演绎和模拟不同。
此特征不自司马迁始，但因司马迁而显，广受新史学运动期间诸学者所重视。
刘知幾开章即突出此特征，可谓对史学之所以成立，已具慧眼深识。
然而关于第二点，刘知幾曾有论述云：
当周室微弱，诸侯力争，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於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自隐及哀，十二公行事。
经成，以授弟子。
弟子退而异言。
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於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
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
……平帝初，立《左氏》。
逮於后汉，儒者数廷毁之。
会博士李封卒，遂不复补。
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请重立於学官。
至魏、晋，其书渐行，而二传（《公羊》及《谷梁》）亦废。
[2]
是则刘知幾对孔子作《春秋》与丘明论《左传》，其说与司马迁略同，并能明指《春秋》是经，《左氏》为传经之传，且牵入汉代古、今文经的纠纷。
不过，司马迁力言《春秋》及《左传》是“空文”
，与其所开之学术不同，此旨普为新史学诸子所了解，而刘知幾却似未能理会，事出甚奇。
如此，恐知幾另有所措意。
知幾寻又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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