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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班之间实证论的肯定与实录史学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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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运动的两大巨著展示出来的，是史学的对象为事实，是经验过的故事；因而历史知识由于它是人类真实的经验，故能得以致知致用，其知识之可以成立，应是毋庸置疑的事。
在这里，进一步要根究的，厥为史家虽然重视事实，但他们何以能理解及发明此事实呢？此即牵涉到人类心灵及方法层次的问题，与知识论有密切关系。
作者不想在此讨论知识论此一大问题，只欲寻求汉代史学家如何能理解及发明历史事实而已。
人类具有理解历史的能力，这是历史知识得以成立的基本。
这种能力出于感官作用抑或理性作用等？此则未可执一而论。
孔僖因读史而论史，石勒因听史而论史，此固然因感官的闻见有关，但显然也与他们信任史家和作理性认识有关。
班彪云：“若《左氏》《国语》《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
[32]也就是说，班彪认为后人能借着前代史家的耳闻目见所产生的知识，形成其自己的历史知识。
本书《序论》提到于志宁等亦强调了此相同问题，是则实可代表当时史家们对此的共识。
当然，班彪、于志宁等并无意图否认理性或感情的知识。
从晋董狐、齐太史，以至司马迁等古代史家或史官，凭着他们的努力，使史书在世人心目中建立了可观的可信度。
自孔子以来，中国人“信而好古”
之风，显然与此有关。
古代自天子、诸侯，乃或至卿大夫，率多置有史官，动静必书。
东汉安帝元初五年（公元118年），宗室平望侯刘毅因临朝的邓太后多德政，希望史官及早为之注记，故上书云：“……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汉之旧典，世有注记。
夫道有夷崇，治有进退，若善政不述，细异辄书，是为尧负洪水大旱之责，而无咸熙假天之美。
……宜令史官著《长乐宫注》……。”
[33]不论邓太后政绩如何，及早将其行事加以注记，乃是产生及保存第一手史料的必需工作，汉世之起居注，即属此类工作，统治者和史官向皆对此甚为重视。
由于史官有直书纪实的传统，史官又因职责而往往能看到直接的档案文献。
甚至看到当时某些事件的经过，或听闻事件发生同时或稍后流传出来的说法，因而使他们的记载具有第一手的可信性。
他们对事件的了解，在性质上应得列属亲自见闻的，属于孟子所谓的“见而知之”
和“闻而知之”
两种感官作用或其交互作用下的产品，与后世纯从“闻而知之”
或“推而知之”
的情况颇异。
中国创有史官制度实是了不起的发明，一代接一代的史官，各将其亲见亲闻记述下来，即能使人类的历史文化延绵不断，而且由于史官基于职务的关系，接触到许多可靠的证据及证人，甚至他本人即是历史的证人，所述即是历史的证据，故能将历史提升至极高的可信度。
司马迁记述汉事，不少来自其亲见亲闻，例如，对武帝、董仲舒、卫青、李广和李陵等人物的人格及行事，实皆出自闻见。
新史学运动诸子如褚少孙、班彪、班固、陈寿等，运用此方式作为撰述方式之一者，大不乏人，这是中国史籍有可能成为“实录”
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此，作者将试作进一步的追问：史官记言记动固本于亲闻亲见，但是如此闻见终究有限，他们如何能凭着当时的资料以确定事实？又当代而外，他们凭何以知古？如何以知古？
首先，作者似应提出一个较特别的问题，此即司马迁开创其新史学，除了文献之外，他尚凭借着一些自然信息和实物以了解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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