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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摈秦意识下的五行说与正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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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观念发展至秦的统一，已经出现将各种观念统制于一种学理法则的趋势，秦廷的援引邹衍五行说宣布其政权的合法与措施的正确，实为其统制政策之一——将历史政治的变化发展理论，统一于邹氏学说。
汉朝大体上是继承秦朝的政策制度的，因而这种官方学说亦继承了下来，值得注意的是，秦以前与正统论有关的观念，如文化、种族、区域、仁政诸说，在邹氏五行说笼罩之下，只有仁政说仍强有力而已，其他颇已转弱。
盖经春秋、战国的长期交流发展，文化和种族皆有融合的趋势，秦、楚皆不可能再意识其不与中国同了，若说秦为蛮夷种族和文化，则楚集团的刘汉，又何能自外于此？若说秦僻居西陲的关中，则汉又不然耶？是则汉人论正统，很难由文化、种族、区域诸说入手。
若说秦与周无血缘关系，则汉与秦亦然也，光武帝和昭烈帝继统的血缘说，在秦汉之间实亦难以施行。
秦汉之际，君权天授已成为深入而普遍的信仰，不少例证可资印证。
例如，司马迁驳论魏不用信陵君而亡的说法，认为“余以为不然。
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31]这是一个大史家，对秦承天命必须统一天下，不能中止，任何人力也不足以扭转的历史解释；也是秦廷当初推五德之传时，所乐于见到的预期效果。
赵高弑二世，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
，乃立子婴。
[32]这是政权在握的野心政客，自感天命不与而不敢称帝的事例。
张良曾判断“天亡楚”
，其后项羽败，自叹“天亡我”
。
蒯通劝韩信反，言及“天与弗取，反受其咎”
，信不纳；其后韩信为刘邦言，说他得天下乃“天授，非人力也”
，被杀前自悔云：“岂非天哉！”
[33]这是军事家及政治家曾有的信念。
陆贾算得上是外交家和史学家，奉使南越，与尉他谈高祖兴起之速，谓“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
，并高论刘邦“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
之义。
[34]刘邦只是楚国平民，群臣如此解释他得天命，相信他亦深信于此。
他死前病发，拒医治疗而谩骂云：“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
？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35]是又帝王之自信也。
故司马迁在《高祖本纪》末，盛称云：“得天统矣！”
又在《秦楚之际月表》中，惊叹秦亡至汉兴，“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高祖无积德累善、尺寸之土而王天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是皆可证当时的正统观念，不但是政治和学术上的问题，抑且也是信仰上的问题。
刘邦居马上而得天下是由于承受了天命，当时已有此说。
然而刘邦据何德何能而获得上天的垂青？这是汉朝君臣及一般知识分子所关心者。
孟、邹之学说皆有归本于仁义之说，此遂成为汉儒解释政权兴亡的基点。
前文曾提及景帝时黄生与辕固生的争论，辕固生力言汤武诛桀纣而得人心为受命，并举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以作论证，其观念源自孟子之诛一夫说及仁政说，是颇为汉儒所赞同的，尽管景帝严上下之分，不喜学者言汤武受命，颇采黄生之说——汤武非受命，乃弑也。
然而终究不能援此将刘邦开统解释成叛乱弑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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