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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方对史学的认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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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幾曾就道德批判论史学功用云：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
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
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
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
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
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
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
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17]
知幾之意，史书能使人生不朽，使前人经验知识能传之后学，并能使后学者因之得到教化；而史官（或史家）是促成这些功能的关键，甚者为教化的创造者、执行者或维护者。
其利之博如此，故为国家生人的急务。
历史功利之博，知幾尚未完全论及，但仅就此功用主义的历史功用论（包括史学和史家）而言，实已足以说明政教力量何以干预史学的基本原因。
不过，司马迁以前，古人追求人生三不朽，是否皆欲“书名竹帛而已”
，此诚不易遽加论定。
要之，史家“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后”
，选择“立功名於天下”
的“扶义俶傥”
之士而书，此意识及观念至司马迁始作有系统的提出，前已言之。
史家自己可能是伦理教化的创造、执行或维护者，他能使人成名不朽，也能使人名灭蒙恶，撇开史学之真正目的和对象，而就道德批判的角度看，知幾所谓“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实非过分之辞。
[18]司马迁答壶遂之问，努力申明孔子作《春秋》这方面的意义，其目的盖在分明经学与史学的差异，而将这方面的功用和性质，拨归于经学。
然而，新史学不免亦带此色彩，而且即使全部皆就事论事，亦不免具有此色彩，因为这是史学特质之所在，虽努力不可避免也，第春秋史学派的史家特重之，使其性质益显，说教味道益浓罢了。
史学既有此特质，统治者即不可能不严加注意，进而控制之了。
中国传统政治是伦理政治，与道德教化结合，渊源长远。
孔孟之时，五伦之中君臣、父子犹明别为两纲，故孟子有轻君、诛一夫之说。
其后此两纲合而为一，君父、臣子的观念形成，则君可不君，臣不可不臣，盖因父可不父，而子不能不子也。
明乎此，则汉景帝评论辕固与黄生之汤武受命辩论，谓“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其意识可知。
[19]君臣关系严上下之分，贾谊又引入法家思想，提倡“君尊臣卑民如地说”
，则统治权威的理论已定型。
魏文帝曹丕云：“主与民有三求：求其为己劳，求其为己死，求其为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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