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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批判制裁下的东晋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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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论习氏观念之前，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史家，他们对历史大问题的论述不可不知，盖与习氏有所关系也。
习凿齿与孙盛、孙绰兄弟过从颇密，常相与讥调及谈辩名理。
孙绰文藻为当时文士之冠，是“谈宗”
之一，他们不但常谈，亦时与其他谈宗如刘惔、殷浩等谈，桓温时也参加。
但殷浩是朝廷刻意起用以制衡桓温者，故谈士们颇倾向殷浩而疏远桓温。
[78]对于权力欲旺盛而有野心的政治人物来说，最大的牵制应是来自他处而势均力敌的权力制衡，然而自353—354年，殷浩因北伐失败而废，而桓温西征平定三辅后，此权力制衡状态即告消失，谢安等人对桓温，不过只能作阳奉阴违的牵制罢了。
自此以后，制衡的力量主要来自舆论，尤其是史家所作的史论。
但必须了解的是，桓温的历史意识甚重，曾声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
这是国人首次声明此意识者。
这种历史意识，当然足以表达桓温的人格心理，心理学上属于成就欲的成名意识。
不过，桓温此语其实表示他自我设有限制，此即他先有道德自觉——自觉行为的流芳与遗臭（善与恶），而且知道恶不如善，人生须先行善，万不得已而为追求永恒的成名，才考虑到行恶。
他这种人格心理曾多次表露，为时人所悉。
如袁宏文笔向为桓温器重。
宏作《东征赋》列举南渡诸贤，故意遗漏温父桓彝，温甚愤怒，而惮宏一时文宗，不敢加害，后因郊游而质问宏，宏以美辞颂彝，温始泫然而止。
是则桓温强烈的历史意识，本质上实以珍惜令名，成就不朽的生命为主。
[79]4世纪中期诸史家注意王迹之兴而批判篡夺政治，实皆有制衡桓温之意，攻其此特点而使之有所顾忌也。
《晋书》卷八十二《习凿齿列传》云：
是时，（桓）温觊觎非望。
凿齿在郡（荥阳），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
起汉光武，终於晋愍帝，於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
引世祖（武帝）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
余读该传，恒苦思此段记载的内涵意义，及其与以后所上《晋承汉统论》之间的关系；又思索欲裁桓温之觊觎，此事究与正蜀逆魏有何关系，何以必须引用谶纬以明天心？明天心的渊源与意义何在？根据上述分析，始略有会通之意。
盖裁正桓温作贼野心，则必须针对近代篡夺政治之现象作研究及批判，而且必须运用形名论之较论名实方法以发明事实真相和名、实之间的差异，从而本正名主义、道德批判疏清道理，以达拨乱反正之功能，使历史意识强烈的桓温惜名顾虑，不敢及身称帝。
至于引天文图谶以明天心，乃是习氏等深知桓温相信此术，[80]取法于班氏父子的《王命论》观念以施于治史者也。
《晋承汉统论》之提出，实为补充及发明《汉晋春秋》撰作之旨，并辩解他人对此之惑。
《晋书·桓温列传》谓温之所以名温，是因温峤称其“真英物也”
，故桓彝即以峤姓名温。
桓温青少年时颇获时誉，刘惔与之友善，称之为“孙仲谋（权）、晋宣王之流亚也”
，温则常自比于“宣帝、刘琨之俦”
。
名父之后，又屡为时贤所称，是他珍惜美名而恶他人比之于王敦的原因。
好名之余，也造成了他效法魏武、晋宣之志，但亦如此二人般，终因珍惜美名，未致及身成篡。
[81]及至4世纪五六十年代，桓温平定成汉、进伐三辅、光复洛阳，不意369年有枋头之败，遂使政局提早动**。
盖桓温发动政变，欲以变动内政的方式，转移对外之挫折，以确保名位，稳住局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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