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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魏制君观念的变化与官修制度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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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4世纪末叶道武帝拓跋珪复兴北魏以还，至于7世纪初叶隋末丧乱，北朝一系的史官制度及其修撰情况，刘知幾于《史通·史官建置》及《古今正史》两篇，已有综合而扼要的论述，是以若非值得再商榷探讨之问题，此处从略不赘。
刘氏《史官建置》概论北魏云：
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
故如崔浩、高闾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号。
其后始於秘书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
其佐三史者（“三史”
一作“参史”
，下同，未详）不过一二而已。
普泰（531—532年）以来，三史稍替，别置修史局，其职有六人。
又《古今正史》论述北魏早期修史情况云：
按：知幾《古今正史》之言，盖综略魏收《魏书》之崔浩及高允二列传而成，论其概略则无误，但有若干关键处则忽略之。
至于《史官建置》之言，由于魏收撰《官氏志》，所本者为孝文之《太和令》，对孝文以前史官语焉未详，故知幾亦略推之而不甚了了也。
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太宗明元帝嗣、世祖太武帝焘以降至高祖孝文帝宏，本纪多记其好尚汉儒经史之学，而据崔玄伯、崔浩父子、邓渊、高允、崔光诸列传，则知此数帝均曾与此数人论学或受其教育者，而此数人正是北方保守汉代经史图谶之学的典型人物也。
北魏一代学风制度，实奠始于此数位君臣的学识，尤以崔玄伯最为关键。
《史官建置篇》曾概述五胡政权史官，谓除少数外，“自余伪主，多置著作官”
，此即余前文谓五胡多奉汉魏制度，以秘书著作为史官之意。
拓跋珪崛起代北，396年平并州，初拓中原，始建台省百官，大量起用文人，而留心慰藉士大夫。
398年改定国号称“魏”
，迁都平城，始正式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而令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裁之。
玄伯寻奏魏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是宣布元魏欲越曹魏而上承炎汉之统，其政治取向可知矣。
故于400年，道武帝下诏为汉高祖刘邦之由布衣得统辩护，声言“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
，遂由推明炎汉而以自况，警告狂狡迷命、逐鹿从乱之徒。
[40]当此之时，制度初定，不如孝文帝以后般律令严整完备。
道武帝对设官分职、格遵律令犹未适应，故曾下诏申论“官无常名，而任有定分”
，虽三公台司，“在人主所任耳！
用之则重，舍之则轻”
，大有轻视魏晋刑名论循名责实之理的意思。
[41]此与三十七年后，其孙太武帝拓跋焘明诏划分君主、公卿、宰民之官间的权分，声言“各修其分，谓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为治。
越职侵局，有紊纲纪；上无定令，民知何从”
的律令法治精神，显已大大不同。
[42]是则魏初有史臣而无常职，自非意外之事。
然而，杂取他官充史职，原即为东汉东观修史的惯例。
这种惯例虽或无律令依据，但行之已久，遂得视为制度。
元魏初期承袭东汉此制，应无疑议。
进而有可论者，元魏创制之初，殆即有秘书省著作省之史官机关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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