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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6世纪北朝官修制度的变化与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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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纪20年代，鲜卑六镇反，北朝世局自此动**。
六镇反叛之意义，具有胡、汉种族问题及汉化、反汉化问题的内涵，陈寅恪先生言之已审，不赘。
反叛过程中，尔朱荣、元天穆集团首先取得了朝政专制权，30年代以后则为高欢集团继起。
他虽然起用北魏原有的汉人官员，或置之宰辅大臣，但也常因他们轻视文化较低的胡人及主张排胡用汉，故常杀之而不悔，高德政、杜弼即为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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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集团既敢叛乱，当然不会将政治或法律上的惩罚放在心中。
他们无法无天之余，似乎仅对历史记载颇为不放心而已，殆即孝文提倡“以史制君”
，于此时由隐而显，自汉及胡，渐见效果。
最初，他们对北魏史官捶殴凌辱，如元天穆欲捶挞“大才士”
修注官温子升，魏收则被高欢嫌疑捶楚，[63]此殆为对国史及史官之敌视也。
然而注修、修史二权，俱在汉人史官之手，凌辱捶挞，不能阻其书事记言。
于是山伟、綦儁等代北胡，遂主张“国书正应代人修缉，不宜委之余人”
，由是将修史权由汉人手中没收过来。
高欢以山伟为卫大将军、中书令、监起居注，寻又命其以本官复领著作。
山伟与綦儁主持大籍，起用粗涉文史之代人如刘仁之、宇文忠之等，实际进行撰述工作，此诚种族、文化之相互歧视意识，以及害怕“以史制君”
的恐惧意识，三者之间混淆交炽的反应也。
其结果造成《魏书》所云：
二十许载，时事**然，万不记一。
后人执笔，无所凭据。
史之遗阙，伟之由也。
[64]
这种情势，在高氏专政局面稍定后，始有改变。
此改变最先之原因，当为亲附高氏的汉人，在成为心腹，取得信任后，颇以史学以及其功用论启示高氏父子。
兹以魏收事情为例。
司马子如乃高欢权宠之一，魏收因其推荐及美言，始渐为高欢所优礼。
收投靠高欢，据李百药《北齐书》本传云：
收本以文才，必望颍（颖）脱见知。
位既不遂，求修国史。
崔暹为言於文襄（欢子高澄）曰：“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
文襄启收兼散骑常侍、修国史。
子如及崔暹乃高氏父子宠臣，他们推荐魏收当在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期之间，高欢未死之前也（死于547年），此时仍为东、西魏对峙之局，魏祚名义上犹未亡，高氏即以其父子在魏“功业”
为念矣。
然而魏收《魏书·序传》自述云（《北齐书》本传略同）：
（高欢谓司马子如曰）：“魏收为史官，书吾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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