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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正史及其形成理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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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史不可亡意识与完美主义的史学意义
大体而言，自西汉至唐初此八个世纪间，史学发展约略可划分为两大阶段。
前面论及的新史学运动（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至3世纪）是第一阶段，此下至7世纪中期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期间，“正史”
此一观念犹未明朗，但自班固以降，“国史”
的概念已明显。
由史不可亡论进展至“一代大典”
的国史观念，不但随着完美主义而展开，抑且提升为国家级的撰著工作，从而奠定了官修制度。
这时期，纪传体新史学成为史学“正法”
，独擅史学制作之场，与“国史”
观念皆为促成此下“正史”
形成的原因。
虽然史学各类著述已日渐兴起，但未至鼎盛。
史学能够脱离经学的附庸，则已日见端倪，此与史学本身的独特性质和功能有关，也与国家级力量介入和重视有关。
这些性质和功能，包括了史不可亡论、及时修撰论、完美主义、实录主义、定论主义、功用主义等表现。
亦即历史是过去真实发生过的，因其真实故有价值，因其真实故能产生功用；能及时和完美的修撰，则其价值功能将愈大。
这些认识的日明，就是上述各种表现形成的基础；上述表现愈明，则尽管经学权威仍盛，而史部亦将会脱离而析出之，且不会随其衰落而衰退，反会因世道的衰乱及经学之衰退，日益显出其重要性和独立性。
第二阶段承前发展，第二章所论司马迁的观念意识，尤其经、史差异论的观念已大明，因而上述各种表现日趋成熟，官方介入程度和民间私撰的风气大盛。
由于风气盛，著作多，故蔚成学术大宗。
石勒的羯族政权初创于319年，即在建社稷百官之同时，创立了经学、律学、史学三种学术的官司结构，《晋书》卷一〇五《石勒列传下》对此有明述。
这时，南方的东晋正考虑重建史官诸问题，复经长期的时代大批判，多假史学进行之，则史学的独立自主价值和功能，至5世纪可说完全得到了确认，故宋文帝终在438年（元嘉十五年），继石勒之后，由官方正式颁创玄、史、儒、文四学。
复因正统之争，正统主义在史著的内在表现及外部分类两方面愈来愈明显。
史部此时范围日广，种类多而又数量多，遂由此产生“正”
的观念，且日益明显化，终至由最重要的史部著作范畴——国史——取得了“正史”
的“正统”
地位。
自宋武帝刘裕篡晋，寻即诏令王韶之掌修（宋）史；建国约六年（公元426年，元嘉三年）之后，宋文帝刘义隆又诏大文豪谢灵运修撰前朝（晋）国史。
严格说，官方修本朝国史乃东汉以降惯例，修前朝国史乃宋文帝所首创，自后遂亦成为中国之惯例，此与上述第一阶段之史不可亡论、及时修撰论、完美主义、定论主义等观念意识，乃至当时炽盛的正统主义，皆有密切的关系。
史学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术，对当时大目录学家王俭（452—489年）影响并不甚大。
他可能格于刘向、歆父子的学术分类七分法观念，对史学发展潮流此种大趋势缺乏敏感，故在473年（宋废帝永徽元年，北魏孝文帝延兴三年）所完成的《七志》中，史部尚附入《经典志》之内，未离经独立。
但由于五、六世纪时，史著已盛，尤其有许多名家在官方指导或私自撰作下，纷纷投入国史研撰的阵营之中，如范晔、臧荣绪、何承天、裴松之、沈约、江淹、吴均、萧子显、萧子云等，及北方的崔浩、崔鸿、高允、李彪等，遂使史部学术显得更重要；加上6世纪前半期梁武帝父子皆兴文之王，武帝敕修《通史》在前，元帝倡导“正史”
于后，故阮孝绪（479—536年）在梁世完成《七录》，遂拔史部为《纪传录》，离经独立，正式确定了史部在中国学术分类上的地位，为唐修《五代史志·经籍志》所本。
[1]宋文帝由官方颁定“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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