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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不可亡意识与完美主义的落实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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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究总体全程的通史难，而究总体阶段性全程的断代史易。
班氏史学原本为追求新史学之更完美而产生，故班固撰《汉书》，初意未必为了避难就易，但其所改创，遂成惯例，形成部分史家所谓难易的认识。
事实上，国史修撰亦非易事，必须有一套制度，推动国史全部程序诸工作，始克较易为功；何况国史事关国家实迹声誉及政教意识，官方更非介入推动不可。
国家推动国史工作，约略可分为前序（修起居注、行状、诸司故事等）、中介（修实录）及终程（修国史）三种性质阶段，三者皆因史不可亡意识及完美主义而落实。
执行此工作而产生的机关制度，其后多为了达致史不可亡及完美主义之目的而存在也。
前序及中介的工作，略偏重于常修不阙，藏往待后，属“记注”
性质；终程性工作则偏重于裁断熔铸，属“撰述”
性质。
18世纪的章学诚对此曾有详论，于其《文史通义·书教篇》畅述“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
之旨。
并指出撰述必资于记注始克有为；记注不良，将会造成史学之亡。
[23]在章氏看来，记注只是“比次之书”
，有“备稽检而供采择”
之用而已，“初无奇也”
，是以提出了他的“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
之名言。
[24]寻其原本之意，盖为针砭清儒流行的考据学而发，但用心过切，遂有矫枉过正之虞，此则可就两个角度观察之：
第一，就记注何以形成及有何意义与价值的角度看，记注显然是基于史不可亡意识形成，故必须及时修撰；同时，它也是针对历史是过去真实发生过的本质而来，使“逝者如斯”
，不可虚构或重演的人事，及时得以保存下来的最佳方式（现代摄影录音的传真方式或者更佳）。
是则不但“记注无成法”
会影响史学之亡，抑且无记注则影响更大。
吴均无法见到记注，其《齐春秋》即有不实之讥；李彪因免职而不能参考记注，遂不敢私家修国史，乞求以白衣参修。
因此记注不但关系国史之是否亡，而且也关系国史之“撰述”
能否完美，岂得以“初无奇也”
概言之？汉魏以降，史官失职，博达之士“愍其废绝”
，遂群起修史“以备遗亡”
，就此精神意识而言，固是中国史学之大奇。
晋宋以降，此类史籍日盛，致使史学独立成宗，此则又为中国史学史之大奇也。
尽管记注只是简略排比之书，尽管其非史策之正，于史学“撰述”
之全部程序而言，仍应是史学的一种，是基础性的史学，应可无疑。
史不可亡意识不但落实于此，史学的完美主义亦且于此有厚寄焉。
第二，就撰述的意义和价值看，若记注乃“当时之简”
而为基础性史学，则撰述即为“后来之笔”
的成熟著作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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