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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定论的变化及其对正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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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证定论的新史学所以确立，是历经长期发展，许多一流史家作观念鼓吹或以实际作品印证之下，所发扬的结果。
其间不无旁流出现，对实证定论产生反作用者，如政治干预与祸患意识、好奇风气与神秘主义、权威崇拜与文献崇拜等。
此三大类的现象，表面与实证主义及定论主义无关，而事实上其间皆有互为相关的复杂关系。
在此不欲详述其发展之全貌，第先欲指出好奇、神秘之风，自先秦已盛，魏晋以降再炽。
秦皇、汉武求长生而好神仙，乃是此潮流之显例，刘向承新史学而撰《列仙传》，即下开此类史学之先河。
汉末社会政教之大崩溃，乃至人生的幻灭，是此风再炽的原因。
例如，曹丕、曹植兄弟，以帝王及文人领袖之尊，也曾试验仙道神奇之风效，本实验主义而提出不可信之结论，然而终因社会、人生之黯淡无出路，仍高咏游仙虚幻之作也。
[45]此风在汉魏之际，原因大、小我人生之破灭而兴盛，承此巨浪而继起者，或仍识此意，或已舍原意而沉信于神秘主义，从好奇出发而欲有所根究。
皇甫谧、张华、葛洪诸人，似即承曹氏兄弟等的文风，将之转向至史学范畴的名家；事实上，曹丕撰述《列异传》三卷，应即下开魏晋此派史学潮流的“近代”
著作。
[46]而干宝《搜神记》出，显然将此派史学推至高峰。
原夫历来史家，对于神秘不可知层次之事，颇在有意无意之间不敢轻言其必不可信，盖此层次乃实证史学所难以施及的层次也。
如盛称《史记》为“实录”
的扬雄，曾于其名著《法言》中，谓“神怪茫茫，若存若亡，圣人曼云”
。
又答有无仙者之问，谓此“非人之所及也”
“无以为也”
。
[47]不能施及则不能轻言其必无，史家将之收录以备一说，或专立体例如灾异、五行诸志以作收集研究，或待后来学者，此仍不失为实录精神之流衍。
据汉儒观念，自先秦以来，即孔子作《春秋》，亦不回避此类事迹的载述。
是则司马迁以降，史家亦对其中某些神异事迹，颇有意戮力探究，欲发明其真相，因而在皇皇国史之内，遂不敢轻加舍弃者。
扬雄批评《史记》之用高于《淮南子》，“圣人将有取焉”
。
寻又比较孔子和史迁，谓“多爱不忍，子长也。
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
。
[48]二人多爱是否有不同姑不论，但史家探究天人之际，正是好奇风气形成的结果，只是专门别出，以成史学支子，需至刘向、曹丕、干宝等人，始告完成而已；但此类作者，犹且欲本实录主义作探究之进路者也，干宝《搜神记序》，足以代表此见，其序云：
虽考先志於载籍，收遗逸於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
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
若此比类，往往有焉。
从此观之，闻见之难，由来尚矣！
夫书赴告之定辞，据国史之方策，犹尚若兹；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於残阙，访行事於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涂，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
然而，国家不废记注之官，学士不绝诵览之业，岂不以其所失者少，所存者大乎？
今之所集，设有承於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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