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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南北朝以降二体之争与二体论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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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干宝于4世纪10年代兴起，以至范晔于5世纪三四十年代撰《后汉书》止，此百年之间，天下扰漾。
五胡政权多各自修其国史，但情况不详，《史通·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二篇，已有略论。
而南方晋、宋一系，则史坛活动尚可概略以知。
南方史坛，官、私之撰并作，汉、晋之史屡修，而古、今二体则相竞而行。
即以晋史而言，纪传体著作有王隐《晋书》、虞预《晋书》、谢沉《晋书》（未成而卒）、谢灵运《晋书》（未成被杀）、朱凤《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诸作，撰后汉者亦承汉末以来谢承、薛莹、司马彪、华峤等发展，而有张莹《后汉南记》、袁山松《后汉书》诸作也。
彪、峤二书，世称良史，而在干宝之前。
舍此以外，纪传史家诸作，在后世评论上殆不及编年史家之表现。
编年名家名著，官修者自干宝《晋纪》，以至晋末徐广之《晋纪》，其间私修者如孙盛《魏氏春秋》与《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袁宏《后汉记》，皆称名著，被推美之程度殆非纪传诸家所可及。
至于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王韶之《晋纪》、刘谦之《晋纪》、张璠《后汉纪》等，评价上始约与诸纪传史家相若。
从干宝倡议起，编年史家接踵出现，著作篇帙约与纪传著作相当，而部数则殆超过之。
上文所举多为以东汉、魏、晋为对象之作，若将荀悦《汉纪》（西汉），乐资《春秋后传》等包括在内，则上起春秋，下迄东晋，编年国史系列，大体已完备。
[64]其中左、荀、干、孙、习、袁、徐七人及其著作，当时皆为第一流水平者也；而乐资及习凿齿之作，更是略带编年通史的性质，非复断代可以为限。
他们与纪传名家如马、班、陈、华、司马彪等，正可匹敌较量。
但此数位新史学家，皆在干宝之前。
是则干宝以后，范晔以前，新史学派阵容水平，殆难与古史学派抗衡。
垄断史坛四百余年的新史学，遂为复兴之古风所摇动，一枝独秀之局面已然不再矣。
干宝古风重振之余，北方亦为强风所卷，故北魏此时创修国史，邓渊、崔浩等皆先后承风而采用编年体。
这种古风压倒新潮的趋势，需待范晔之出，始被扭转。
范晔约在436年守宣城时作《后汉书》，至445年被杀，前后凡十年，“志”
部分犹未完成。
《史通》谓“范依叔骏（华峤字），班习子长”
，盖指序例而言。
[65]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自谓“详观古今著述，殆少可意者”
，虽推崇“班氏最有高名”
，服其“博赡不可及之”
，但亦对班氏史学颇有批评，自认某些部分“非但不愧之而已”
。
是则范晔心目中自我期许的人物，厥为班固是也。
[66]既为新史学派系中之班氏史学派——断代纪传史学派，自然不可能屈服于古史学派理论之下。
他欲撰后汉史，体裁之选择实为首务。
然而扬弃干宝之风，实经“详观古今著述”
之后，则其反对古史学，遂应非出于门户之见，而应为理智之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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