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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刘勰与刘知幾的二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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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世纪间完成的《文心雕龙·史传篇》，实为中国史学史及史学批评雏形之作。
刘勰论述史学缘起、体裁、结构、方法，兼评论史著优劣，申言实证论与功用论、史德论等，向下开启了七、八世纪间刘知幾之史学研究。
知幾将刘勰一篇中之诸论题，分析为若干篇发挥，自易精详而见功。
按：贯时联事之记述方式，骨、金文多有之，未必自周公始。
然而将各贯时联事之记述，作一结构较严密之编年为书，使成“编年体”
，“共和”
以前，殆未肇创或流行也。
[85]《周官》谓“史掌官书以赞治”
，勿论其书成于何时，而史以赞治的性质与功能，揆诸先秦载籍，其言恐不假。
余意“共和”
以降，世局多变，聘享盟会交战频繁，文化先进之国，乃创用编年体系统地记事，以助赞国事。
《春秋》始自鲁隐公（平王时代），文尚简约，编年而记，或即孔子沿用此新兴流行之体。
相对于孔子《春秋》所代表之编年体而言，《左氏春秋》则无异进一步创新，而使孔子《春秋》成为编年旧体。
刘勰虽仍汉儒谓《左氏》传经之旧说，但亦已从演进之角度，特别指出《左氏》“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
，推崇为“记籍之冠冕”
。
恐此创新之编年体，即为战国时代先进之国，史官流行之体式。
其特色为较旧体更详于人事，随着周道衰废而不再斤斤计较于正名褒贬。
盖应当时之需要，让人读之，对天下大事、本国变动、当今形势更易了解掌握，刘勰所谓“居今识古”
是也。
这是符合史学性质、目的与对象之发展，刘勰论《左氏》用“创”
字，正得其实，此之为创，则相对而言，《史》《汉》之为史学创新，不言可喻。
刘勰论二体，实有此发展演进之观念。
刘知幾论编年体之基本观点与角度，颇同于刘勰，且更强调《左氏》传经之旨。
大体上，他也认为“《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於仲尼”
，谓《左氏》详尽真实，读之可原始要终，是其优点。
[86]然而，知幾论正史六家及杂述十流，似乎为针对其本朝前辈之《五代史志》史部分类法而来。
[87]其分类方式与评述史学渊源，自是一家之言，于此不欲作深入评论。
要之，知幾论史学渊源及分类，有值得留意者：其一，刘勰《史传篇》论述以国史为主，而二体兼论，盖当时所谓“正史”
，及阮孝绪“国史部”
，犹是二体并言之时代。
然《五代史志》则已将之二分——即“正史”
与“古史”
，虽说已声言古史乃起源于《春秋》，“《春秋》则古史之正法”
，但古史厕于正史（纪传）之后，诚令爱好编年体及欲以此体向纪传体竞争者所不满意。
知幾自叙其幼年启蒙书即为《左传》，《史通》故特撰《申左篇》，则其持论反对《五代史志》，而必欲回归于《文心雕龙》，是可想而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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