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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唐朝前期官修及其体制的确立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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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方为前朝修正史的观念意识
前面析论“以史制君”
观念之兴起，为三国以降的史坛，带来了复杂而重要的影响。
这些影响的层面相当广泛：对民间私家而言，修撰一代国史的数据，已逐渐走上由政府控制垄断，最后甚至明令禁绝私修的途辙。
这种不约而同，各朝代大体先后沿袭的政策性发展，对原本蓬勃发展的私修风气是一大挫折，尤其对私修当代国史而言更为甚也；相对的，史家在“此路难行”
的情况下，颇或转折于传记史学（包括志怪史学）、谱系学、方志学等范围，对史学这些领域颇有促进发展之贡献，而唐、宋以降小说、笔记之大盛，当亦与政府基本上持续此政策有关。
作者又指出，“以史制君”
实为经世思想中最尖锐的观念，统治者除极少数，如北魏孝文帝，愿意接受这种制约外，大部分多不愿受制于此。
这种矛盾的存在，将导致统治者之密切控制修史。
此即魏晋以降整个官修体系及措施之诸种改革的重要原因。
进而甚者，经世致用精神的发挥，向来以政、教两层面为主，随着经学的衰退而落实于史学，且关系王室声誉、政治统治及国祚修短甚巨，因而统治者遂一面加强控制修史的体制措施，一面亦因势利导，借史发挥经世之效果，逐渐步上统一史事的解释权与批判权于官方。
若不妨碍私人或其他方式的研撰，由官方统一价值标准，透过历史批判以发挥经世致用；或由官方召集人才，研集史料，修辑成较具实用性之史著和史纂，以达致用目的，原则上皆为史学可行之途。
但若官方统制过切，必导致“学术为政治服务”
极端之危机，对史学之为独立学术会甚为伤害。
汉魏以来，史著失实，史书一再重修的现象早已出现。
唐朝官方一再大举修撰各类历史，亦极力提倡经世致用精神，加上开国祖宗自始即有难言之隐，不幸继世又常政潮汹涌，则上述现象不仅未随新时代的盛世昌明而结束，抑且为之更甚也。
唐朝史官始终有秉持及高倡“实录史学”
者，故较之两宋以降，又为不幸中之大幸。
总而言之，中国史学在这方面的种种发展及现象，殆可归因于史学经世致用精神之极度发挥。
在此前提下，又可析论为史家（史官）之尖锐提升“以史制君”
精神，与统治者（君主及掌权官员）反制“以史制君”
意识之间的矛盾冲突，所以形成者也。
唐、宋以降史学，尤其官修史学的特色与发展，不明于此者，遂将无以论之。
上章已简略论及唐朝前期史坛活动的重点，兹就此作基点，进而较详细讨论其思想观念之表现。
世称二十五史者，成于唐凡八部。
除659年（高宗显庆四年）李延寿私修之《南、北史》外，余六部皆官修。
其中《齐》《周》《梁》《陈》四史，隋朝已分命李德林、王劭、姚察等修撰，因隋末世乱，未克完成。
此外，隋文帝命杨素、陆从典续《史记》，以部帙庞大，因世乱亦停。
文帝又命魏澹、颜之推、辛德源重修魏收之“秽史”
——《魏书》，其后炀帝以为未善，复敕杨素、潘徽、褚亮、欧阳询等二度重撰，因素薨亦不克成。
[1]唐初修前代史，盖承此遗绪，竟其未成之业也。
第诏命萧瑀、王敬业、殷闻礼负责《魏书》三度重修未成，另成《隋》《晋》二书，此其异耳。
官修、私撰合成八史，于正史比例占三分之一，实为中国史学上重大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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